[媒体报导]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

发布者:历史研究所发布时间:2016-09-12浏览次数:181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纲博文、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毕可思(Robert Bickers):

  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

  记者 李纯一 于颖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迎来60周年诞辰,多位上海史研究者相聚庆贺并举行学术研讨会。文汇报在会上访问了中日英三国学者,请他们从本国学者的角度,谈谈各自研究的特点及资料运用。

  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并不多

  文汇报:我们想知道,上海人研究上海史,日本人研究上海史,英国人研究上海史,可有什么不同,特点在哪里?

  熊月之:我讲两个特点。上海人重视上海史,由来已久。我们历史所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上海史为中心,1956年成立,到现在60年,除了“十年动乱”中研究中断,其他时候上海史一直是重点。

  在资料积累、人员接替、成果出版等方面,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我想强调的是,看上去是上海学者,其实都来自全国。他们都有两种身份。第一,他们是上海的学者,对自己的城市有对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感情。第二,他们也是从外地来的学者,他们看问题通常都有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上海文化所特有的。这就跟上海文化的结构有关系,既能够继承自己原有的传统,同时又能吸收现在各个地方来的学者的特点。

  另外,上海一向和国际学者交流比较多,研究上海史的大本营就在上海。美国大学里凡是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上海社科院的访问学者,如裴宜理、韩起澜、叶文心、魏克曼,都是在上海获取资料、研究、交流,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上海史的研究基地。

  总结起来就是: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全球化的上海,大家可能说得比较多。而全国化的上海有两层意思,一是上海人来自全国,二是上海的文化也是来自全国。记住这两点会让我们在看待上海的问题的时候,既有全球的眼光,也有全国的眼光。

  高纲博文: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有各种研究角度和观点,并不统一,但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多年前,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认为旧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堡垒”,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198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比如熊月之先生提出租界的两重性。从这以后,日本的很多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租界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堡垒,还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二个比较主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相比在近代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中国人才是上海的主体居民。近代上海华人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日本学者希望能搞清楚这一点。

  最近一个新的研究动态,关于近代上海的新闻媒体,就是考察它们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及其主要的发展历程。

  毕可思:实际上,在英国没有多少人做上海史,更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也不多。我有一些学生,以上海史为题写博士论文,如现在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教书的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现在在约克大学教书的乔纳森・豪利特(Jonathan Howlett)。相比之下,我们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说是研究上海史的一个重镇了。其他学校也有学者,如牛津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做上海的劳工史。

  我读书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老师。我是在做1920年代的中英关系史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才越来越意识到,对英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上海。就这样,我被拉进了上海,试图理解上海,然后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英关系史。

  在英国,中英关系史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相比之下他们更想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只看中国本身。因为做关系史的话,很容易会把中国看成是对美国、英国、日本的反应,这样就不会很好地理解认识中国。他们想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本身,以中国自己为中心。此外,做上海史的人不多还有一个原因:英国学者想要理解中国革命,而要了解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乡村,不是城市。

  文汇报:可否请高纲教授介绍一下您担任会长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

  高纲博文:日本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5月在东京成立,促使它成立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日本当时虽然有各种关于上海的出版物,但是系统论述、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尚未问世,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上海历史的研究,我们深感有必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学者和上海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交流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上海史学者到日本展开学术交流时,需要一个接收机构,而当时的日本缺乏这样一个机构,这就促使我们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这样的学术研究团体。

  日本上海研究会的成果比较多,第一个重要成果是1995年出版的《上海史》(东方书店),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由日本学者写作的第一部上海通史,涵盖的上海历史有700年,从上海设镇一直到改革开放,重点是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到当下的上海历史,反响比较好;其次有《上海人物志》(东方书店,1997)、《上海――多层性的网络组织》(汲古书院,2000)等等;后来出版了《战时上海》(研文出版,2005;中译本, 陈祖恩等译,上海远东,2016),主要叙述中日战争中上海的众生百态,是专题研究当时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论文集;最近可能还要出版一部论述近代上海新闻媒体的著作。

上海史研究的繁盛与资料易得有关

  文汇报:上海史研究在资料方面的特色是什么?你们会特别倚重哪些资料?

  熊月之:上海跟其他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资料多元。除了中文的本土材料,包括传统的方志之外,上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上海原有两个租界,在数目字管理方面、档案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光保留在上海的档案馆、图书馆,还保存在英法美日等国,这就可以让人们对历史有多重角度的解读。

  那么多的国际学者会重视上海,不光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地位,还有一大原因是有关上海的材料容易获得。在美国做一个博士论文,如果材料不充分,你会觉得论文很难写。相对来讲,做上海的论文,材料容易收集。像报纸,相当于一个城市的日记。上海有《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哪个城市有那么多的报纸?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史的研究比中国其他城市的研究丰富得多。

  高纲博文:日本学者搞历史研究,非常重视史料和资料的作用。上海史研究会能够取得这些成果,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大量利用史料,包括上海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我们都能够自由地利用,每到放假或休息时,就经常来上海查阅。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中国学者的互动增多,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了解了很多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一些新的视角。在中国学者不断取得成果的刺激下,我们的研究欲望也被带动起来了。

  毕可思:上海有非常丰富的史料记录,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多材料,所以总是可以找到故事,继续探索。上海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地位显赫。正如之前有人说的,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是最先在上海发生。

  作为一个外国人研究上海史,我的优势就是可以用英国的档案,知道怎么去找,如英国政府、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公司档案。我自1988年起就开始研究上海,当然我不像熊月之先生知道得那么多,也不能和会上其他更年长更聪明的同仁相比,但我知道的也不少。作为历史学家就是要和档案打交道,了解档案,写出最有趣的故事,公正对待材料,写出和它相称、真正还原它地位的历史。

  我还有一个大计划。我们现在找到一些祖上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英国家庭,借来他们私藏照片,扫描了以后免费公开地放到网上。这个项目叫作“中国历史照片”(http://hpc.vcea.net),现在大概有1万张照片。很多都是在上海、香港、北京拍摄的。所以现在,除了利用档案之外,我们也自己创造档案。

  文汇报: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个人或所在机构目前的研究重点?

  熊月之:任何历史研究都和国际国内大形势有关。我们以前的研究,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会比较多地关注帝国主义侵略、传教士活动情况,这些当然也是关键议题。但是今天会关注的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过去、今天是怎样。其实我今天谈的问题(上海的穷人)就跟社会发展现实有关,我没有讲农民工,但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工的问题。

  毕可思:我在会上作报告的这篇,讲19世纪中叶的一个大高个(詹世钗)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故事,还不知道最后写成什么样子,也可能是更大的娱乐业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小故事,一段社会史吧。我找到这位巨人,说服同事这是个有趣的题目,这么做也是公正对待他――在人们看来,他就像个怪人,借此谋生,但他也是一个人,有老婆、有孩子、有情感。我所要做的就是忠实于他。

  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为一个大题目找到一个小切口,找到一个理解它们的方式,问对问题。每个人的切入点不一样,有些研究者是从小人物身上切入。现在英国流行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也很流行,反而对精英的历史不是很有兴趣。不过这些兴趣也是会来来回回不断变化的。

  (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葛涛研究员的翻译)

来源:2016年09月09日《文汇报》 作者:李纯一 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