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纲博文、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毕可思（Robert Bickers）：
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
记者 李纯一 于颖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迎来60周年诞辰，多位上海史研究者相聚庆贺并举行学术研讨会。文汇报在会上访问了中日英三国学者，请他们从本国学者的角度，谈谈各自研究的特点及资料运用。
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并不多
文汇报：我们想知道，上海人研究上海史，日本人研究上海史，英国人研究上海史，可有什么不同，特点在哪里？
熊月之：我讲两个特点。上海人重视上海史，由来已久。我们历史所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上海史为中心，1956年成立，到现在60年，除了“十年动乱”中研究中断，其他时候上海史一直是重点。
在资料积累、人员接替、成果出版等方面，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我想强调的是，看上去是上海学者，其实都来自全国。他们都有两种身份。第一，他们是上海的学者，对自己的城市有对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感情。第二，他们也是从外地来的学者，他们看问题通常都有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上海文化所特有的。这就跟上海文化的结构有关系，既能够继承自己原有的传统，同时又能吸收现在各个地方来的学者的特点。
另外，上海一向和国际学者交流比较多，研究上海史的大本营就在上海。美国大学里凡是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上海社科院的访问学者，如裴宜理、韩起澜、叶文心、魏克曼，都是在上海获取资料、研究、交流，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上海史的研究基地。
总结起来就是：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全球化的上海，大家可能说得比较多。而全国化的上海有两层意思，一是上海人来自全国，二是上海的文化也是来自全国。记住这两点会让我们在看待上海的问题的时候，既有全球的眼光，也有全国的眼光。
高纲博文：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有各种研究角度和观点，并不统一，但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多年前，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认为旧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堡垒”，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198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比如熊月之先生提出租界的两重性。从这以后，日本的很多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租界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堡垒，还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二个比较主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相比在近代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中国人才是上海的主体居民。近代上海华人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日本学者希望能搞清楚这一点。
最近一个新的研究动态，关于近代上海的新闻媒体，就是考察它们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及其主要的发展历程。
毕可思：实际上，在英国没有多少人做上海史，更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也不多。我有一些学生，以上海史为题写博士论文，如现在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教书的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现在在约克大学教书的乔纳森・豪利特（Jonathan Howlett）。相比之下，我们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说是研究上海史的一个重镇了。其他学校也有学者，如牛津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做上海的劳工史。
我读书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老师。我是在做1920年代的中英关系史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才越来越意识到，对英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上海。就这样，我被拉进了上海，试图理解上海，然后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英关系史。
在英国，中英关系史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相比之下他们更想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只看中国本身。因为做关系史的话，很容易会把中国看成是对美国、英国、日本的反应，这样就不会很好地理解认识中国。他们想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本身，以中国自己为中心。此外，做上海史的人不多还有一个原因：英国学者想要理解中国革命，而要了解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乡村，不是城市。
文汇报：可否请高纲教授介绍一下您担任会长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
高纲博文：日本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5月在东京成立，促使它成立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日本当时虽然有各种关于上海的出版物，但是系统论述、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尚未问世，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上海历史的研究，我们深感有必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学者和上海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交流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上海史学者到日本展开学术交流时，需要一个接收机构，而当时的日本缺乏这样一个机构，这就促使我们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这样的学术研究团体。
日本上海研究会的成果比较多，第一个重要成果是1995年出版的《上海史》（东方书店），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由日本学者写作的第一部上海通史，涵盖的上海历史有700年，从上海设镇一直到改革开放，重点是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到当下的上海历史，反响比较好；其次有《上海人物志》（东方书店，1997）、《上海――多层性的网络组织》（汲古书院，2000）等等；后来出版了《战时上海》（研文出版，2005；中译本， 陈祖恩等译，上海远东，2016），主要叙述中日战争中上海的众生百态，是专题研究当时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论文集；最近可能还要出版一部论述近代上海新闻媒体的著作。
上海史研究的繁盛与资料易得有关
文汇报：上海史研究在资料方面的特色是什么？你们会特别倚重哪些资料？
熊月之：上海跟其他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资料多元。除了中文的本土材料，包括传统的方志之外，上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上海原有两个租界，在数目字管理方面、档案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光保留在上海的档案馆、图书馆，还保存在英法美日等国，这就可以让人们对历史有多重角度的解读。
那么多的国际学者会重视上海，不光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地位，还有一大原因是有关上海的材料容易获得。在美国做一个博士论文，如果材料不充分，你会觉得论文很难写。相对来讲，做上海的论文，材料容易收集。像报纸，相当于一个城市的日记。上海有《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哪个城市有那么多的报纸？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史的研究比中国其他城市的研究丰富得多。
高纲博文：日本学者搞历史研究，非常重视史料和资料的作用。上海史研究会能够取得这些成果，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大量利用史料，包括上海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我们都能够自由地利用，每到放假或休息时，就经常来上海查阅。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中国学者的互动增多，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了解了很多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一些新的视角。在中国学者不断取得成果的刺激下，我们的研究欲望也被带动起来了。
毕可思：上海有非常丰富的史料记录，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多材料，所以总是可以找到故事，继续探索。上海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地位显赫。正如之前有人说的，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是最先在上海发生。
作为一个外国人研究上海史，我的优势就是可以用英国的档案，知道怎么去找，如英国政府、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公司档案。我自1988年起就开始研究上海，当然我不像熊月之先生知道得那么多，也不能和会上其他更年长更聪明的同仁相比，但我知道的也不少。作为历史学家就是要和档案打交道，了解档案，写出最有趣的故事，公正对待材料，写出和它相称、真正还原它地位的历史。
我还有一个大计划。我们现在找到一些祖上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英国家庭，借来他们私藏照片，扫描了以后免费公开地放到网上。这个项目叫作“中国历史照片”（http://hpc.vcea.net），现在大概有1万张照片。很多都是在上海、香港、北京拍摄的。所以现在，除了利用档案之外，我们也自己创造档案。
文汇报：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个人或所在机构目前的研究重点？
熊月之：任何历史研究都和国际国内大形势有关。我们以前的研究，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会比较多地关注帝国主义侵略、传教士活动情况，这些当然也是关键议题。但是今天会关注的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过去、今天是怎样。其实我今天谈的问题（上海的穷人）就跟社会发展现实有关，我没有讲农民工，但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工的问题。
毕可思：我在会上作报告的这篇，讲19世纪中叶的一个大高个（詹世钗）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故事，还不知道最后写成什么样子，也可能是更大的娱乐业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小故事，一段社会史吧。我找到这位巨人，说服同事这是个有趣的题目，这么做也是公正对待他――在人们看来，他就像个怪人，借此谋生，但他也是一个人，有老婆、有孩子、有情感。我所要做的就是忠实于他。
历史学家总是希望为一个大题目找到一个小切口，找到一个理解它们的方式，问对问题。每个人的切入点不一样，有些研究者是从小人物身上切入。现在英国流行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也很流行，反而对精英的历史不是很有兴趣。不过这些兴趣也是会来来回回不断变化的。
（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葛涛研究员的翻译）
来源：2016年09月09日《文汇报》 作者：李纯一 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