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贵的报告题目是《近代“国家”之变与地方士人的观念与实践》为中心 。该报告以清季民国浙江省平阳县人刘绍宽所作的《厚庄日记》为主体资料，试图将思想史的维度纳入社会史的考察，探析身为地方“知识”精英的地方士人/士绅自身的观念与社会实践中，近代“国家”形象、及其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概言之，借助轮船海运、近代报刊等要素，关于“国”或“族”之“危机”的信息知识能够以空前频度触及相对边缘之地的士人，进而使得他们即便未曾真正脱离原籍地方，亦可产生“国家”与自身、与地方命运关联空前紧密的认识。士人进而投身兴办学堂等在地“强国”实践，乃至迎合作为“国家”之代表的官方在地的职权扩张；而在另一面，中土原有的学术文教，亦始终被其视为“乡”与“国”之间起码的精神关联所在，值此“国族竞争”时代，更是被普遍认作“国”之所以继续为“国”的主要因由。然而，乡里社会本身对于此类危机感之形成的贡献始终有限，于是作为“国家”应对“外竞”之手段的地方“建设”究竟伊于胡底，士人也感到越来越难以把握。民国代清后，此前趋新预流的地方士人固未放弃对于“国”的关切，对于不仅触及“政”、且危及本土之“学”或“教”的国家建设，却已近乎集体性地转入消极。由此“地方”在近代趋向“国家”的“统合”进程，终却可能吊诡地加剧了一国以内知识思想版图与社会的“分裂”，形成了新旧更加分明、明暗更为不一的多个“世界”。
陈磊报告最新的研究成果《唐人饮食中的石蜜、蔗浆、饴和饧》，利用《太平广记》文献，对相关问题做出细致的梳理，探讨唐人饮食中的蜜和糖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以及如何影响到唐人的生活等方面。唐人饮食中最重要的三种甜味食物分别是蜂蜜、蔗糖（乳糖）和饴糖，报告分成三个部分详细探讨了不同形式的糖在典籍中的记载以及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唐人肯定了蜂蜜的食疗补益和合药、炼药功效，具体分类方面在沿袭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总体上唐人仍然推崇野生蜂蜜，认为在合药以及食疗效果上要优于其他的。而野生的白蜜则是大家公认的上品。至少到安史乱前，南方的蜂蜜仍然被认为远不及北方，只能算作勉强的替代品。另外蜂蜜很早就开始用来保存和腌渍食物。除了药用以外，蔗糖作为食物的远不如蜂蜜常见。唐代存在甘蔗―沙糖―乳糖石蜜这样的甜食，高宗时期的医书已有详细的描述，但是真正作为食品为人所知要到唐后期才出现，是具有特定时代感的食物。而唐朝有一种别致的饮食方式，是樱桃搭配蔗浆，尤其是冷藏过后的蔗浆，主要在与皇室有关的场合出现。饴糖在唐代仍然是最常见的糖。但饴在其时的用法开始有了变化。在指饴糖本意的时候往往连用，更多的时候用比喻意。“饧”这个字则主要用来表达饴糖类食物。
本所同仁沈洁、叶斌、蒋宝麟、叶舟等人与两位报告人就相关问题进入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