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6-09-28 13:06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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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智群看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鼎盛时期，名家济济，成果累累。这些学者之中，就有享誉中外学术界并被公认为一代史学大家的杨宽先生。
9月28日，“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此套著作集囊括了杨宽最有代表性的八部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一批（8种10册）已于今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批预定于2017年内出版。
9月28日，“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此套著作集囊括了杨宽最有代表性的八部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一批（8种10册）已于今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批预定于2017年内出版。
杨宽
一生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
杨宽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领域。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360余篇，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年仅24岁时，杨宽便发表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国上古史导论》主要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这两系民族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该书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杨宽由此被顾颉刚、童书业等学者视作是古史辨派最后阶段的生力军。
之后，杨宽的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完成《战国史》奠定基础；20世纪50年代，杨宽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1980年代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并在数十年的研究基础上开始了《西周史》的撰著。
“一个人一生可以完成这么多，这在学术界很少见。” 杨宽长子、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善群如是说。
一生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
杨宽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领域。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360余篇，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年仅24岁时，杨宽便发表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国上古史导论》主要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这两系民族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该书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杨宽由此被顾颉刚、童书业等学者视作是古史辨派最后阶段的生力军。
之后，杨宽的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完成《战国史》奠定基础；20世纪50年代，杨宽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1980年代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并在数十年的研究基础上开始了《西周史》的撰著。
“一个人一生可以完成这么多，这在学术界很少见。” 杨宽长子、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善群如是说。
座谈会现场 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他是孩子和学生心里的史学大师
杨善群回顾父亲一生的成就，最想说四点。
“第一，我父亲是爱国的。当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国，父亲绝不为日本人做事，隐居家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抗战结束后，他又为筹建上海博物馆忙碌奔波。第二，父亲是坚强的。‘文革’时父亲没有走上自杀之路，他确信这个风暴很快会过去，坚强挺过来了。第三，父亲是勤奋的。改革开放后，他好像焕发青春，写作越来越快。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完成的。第四，父亲对著作是精益求精的。他不断收集新的学术资料，对很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到了国外，他也对国内的学术动态非常关注。”
《学术月刊》编审谢宝耿是杨宽的研究生。在座谈会现场，他表示看着恩师著作集出版，眼前浮现了很多和恩师的接触往事，“那时候我们进了复旦，组织安排杨宽做我们的老师，我们相当开心，觉得三生有幸。”
“他对学生的指导很负责。先开了一批书单，规定多少时间要读完。然后布置我们写专题论文，再逐字逐句改我们的手写稿。所以他对我们的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指导。”谢宝耿说，“他和我们在一起，不仅谈学术，也会谈家里的事情。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老师爱学生，学生敬老师’。他教我们学术是根本，自己也能容纳不同的学术意见。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史学大师。”
他治学以严谨扎实而闻名
杨宽于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感慨他在杨宽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杨宽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生。”1984年赴美前，杨宽还把6000余册的个人藏书捐给上海图书馆。
杨宽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博物馆，还提倡大型博物馆应该设立考古部门。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他（杨宽）是中国文博界重要的开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重要的创建者。上博老一辈对杨宽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在座谈会上说，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成果便是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古史新探》中除了发表于1957年的《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涯》和《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之外，其余12篇论文都是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完成的。“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古史新探》的印数只有3000册，是杨宽生前著作中印数最少的作品，但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一流作品。”
“杨宽在历史所虽然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间还受到各种政治风波的干扰，但他仍然为历史所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王健感慨，“他治学以严谨扎实而闻名，每研究一个课题，都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罗穷尽资料，从来不发泛泛之言。他做学术研究也不停留在简单的材料的搜集整理，更强调宏观的学术视野下的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成果，也采取认真借鉴、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研究。”
“看杨宽的书，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说，“史学家的第一条就叫尊重客观事实，第二条仍然是尊重客观事实。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他的书中应该看得清楚，他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史学理论，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若干的自我修订，但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杨宽先生的学术特点，总体来说，我以为一是穷源毕流，二是上溯下实，也就是能够上溯源头，从而向下贯通。虽然他没有写通史，也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史学的精彩就在于每一个史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不接受一家之长，也不固步自封，那么史坛一定是丰富多彩。”
他是孩子和学生心里的史学大师
杨善群回顾父亲一生的成就，最想说四点。
“第一，我父亲是爱国的。当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国，父亲绝不为日本人做事，隐居家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抗战结束后，他又为筹建上海博物馆忙碌奔波。第二，父亲是坚强的。‘文革’时父亲没有走上自杀之路，他确信这个风暴很快会过去，坚强挺过来了。第三，父亲是勤奋的。改革开放后，他好像焕发青春，写作越来越快。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完成的。第四，父亲对著作是精益求精的。他不断收集新的学术资料，对很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到了国外，他也对国内的学术动态非常关注。”
《学术月刊》编审谢宝耿是杨宽的研究生。在座谈会现场，他表示看着恩师著作集出版，眼前浮现了很多和恩师的接触往事，“那时候我们进了复旦，组织安排杨宽做我们的老师，我们相当开心，觉得三生有幸。”
“他对学生的指导很负责。先开了一批书单，规定多少时间要读完。然后布置我们写专题论文，再逐字逐句改我们的手写稿。所以他对我们的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指导。”谢宝耿说，“他和我们在一起，不仅谈学术，也会谈家里的事情。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老师爱学生，学生敬老师’。他教我们学术是根本，自己也能容纳不同的学术意见。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史学大师。”
他治学以严谨扎实而闻名
杨宽于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感慨他在杨宽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杨宽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生。”1984年赴美前，杨宽还把6000余册的个人藏书捐给上海图书馆。
杨宽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博物馆，还提倡大型博物馆应该设立考古部门。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他（杨宽）是中国文博界重要的开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重要的创建者。上博老一辈对杨宽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在座谈会上说，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成果便是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古史新探》中除了发表于1957年的《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涯》和《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之外，其余12篇论文都是杨宽在历史所工作期间完成的。“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古史新探》的印数只有3000册，是杨宽生前著作中印数最少的作品，但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一流作品。”
“杨宽在历史所虽然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间还受到各种政治风波的干扰，但他仍然为历史所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王健感慨，“他治学以严谨扎实而闻名，每研究一个课题，都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罗穷尽资料，从来不发泛泛之言。他做学术研究也不停留在简单的材料的搜集整理，更强调宏观的学术视野下的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成果，也采取认真借鉴、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研究。”
“看杨宽的书，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说，“史学家的第一条就叫尊重客观事实，第二条仍然是尊重客观事实。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他的书中应该看得清楚，他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史学理论，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若干的自我修订，但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杨宽先生的学术特点，总体来说，我以为一是穷源毕流，二是上溯下实，也就是能够上溯源头，从而向下贯通。虽然他没有写通史，也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史学的精彩就在于每一个史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不接受一家之长，也不固步自封，那么史坛一定是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