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2016-09-09 14:25 来自 私家历史
2016-09-09 14:25 来自 私家历史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60年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史学研究和史学翻译两条主线。由于评价制度的原因，后者长期以来受到了忽视，诸多译者鲜为人知，默默无闻，但实际上他们却为学术界和学术史做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本文旨在拂去时间留下的尘埃，重现那些被遮蔽已久的光芒。
（一）
在历史研究所的初创阶段，翻译工作是怎样缘起的？历史所最资深的翻译家章克生有过这样的回忆：
领导上确定本所的方针任务，就是充分利用上海地区所收藏的中外文图书资料，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体，从搜集资料入手，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一直有大量外文资料需要通晓历史和熟悉外文的研究人员去探索、搜集、整理和选译。这就是为什么1957年下半年的几个月，吴绳海同志和我较早来所，接着便是倪静兰（法文）、贺玉梅（俄文）、顾长声（英文）、马博庵（英文）等同志先后调来本所的道理。
据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即1957至1966年的9年间，共有11名专职翻译供职于历史研究所，诸人概况可见下表（以出生先后为序）：
上述11人均属于以章克生为负责人的“编译组”，但“文革”前的“编译组”始终没有成为有固定办公室的专门性的常设机构，而不过是一个旨在指挥、协调、联系具体翻译业务的名义性的“软组织”。察诸1963年4月历史研究所的一份花名册，马博庵、沈遐士、雍家源、吴绳海4人隶属于近代史组，王作求、章克生、叶元龙、顾长声、金亚声、倪静兰6人隶属现代史组，贺玉梅则已经调离。若按年龄区分，11人可分成老、中、青三代，老、中两代人中不乏名校毕业生，甚至是曾求学海外名校的留学生、洋博士，多数人以往在社会上和学术界还颇有名望，有的人著、译丰硕；至于年轻的一代，也都是刚从著名大学的外语系毕业分配而来的。
这11个人在“文革”前究竟翻译了多少东西？根据章克生提供的一份统计材料，仅1960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历史所部分译员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少数人员合作，便将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各类英文材料231.3万字译成初稿。另一份材料则表明，在1965年上半年，6名译员“翻译外文资料五十四万字，校订译稿十八余万字”，下半年又准备翻译“约六十万字”。此外，仅雍家源一人在历史所服务期间，就翻译了一百余万字。笔者由此估算，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编译组”为配合各项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大约翻译了500万至800万字。联想到彼时政治运动不断，译者们排除各种干扰，可谓勤奋而又高效。这些译文大多数保持在初稿状态，在当时只有少部分得以正式刊发，主要是收录进了历史所“文革”前的四部资料书里。
这四部书分别是：其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章克生、马博庵、顾长声、倪静兰等人除了主要从《北华捷报》选译了十多万字外，还从《上海史》（[英]兰宁George Lanning、柯灵Samuel Couling合著）、《上海法租界史》（[法]梅朋C. B. Maybon、弗�台J. Frédet合著）等英、法文书刊中摘译了部分章节，译文不下全书的一半；其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上述诸人摘译了若干英军参战者的亲历记录，并将其编入“第一部分”；其三《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6月初版），译者们选译了若干英、法、日文报刊和文件，如《北华捷报》、《大陆报》、《中法新汇报》，还有《工部局警务日报》、《工部局公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1919年报告》、《美国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等；其四《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初版），马博庵、沈遐士从《英国蓝皮书》（1911、1912年）中进行了大篇幅的选译。
除此之外，编译组人员还积极参与了所里的其他一系列重要课题，有的译竣、编订后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待出版，但竟再无下文，如《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家》（美国人保罗・华格Paul A. Varg著，章克生、顾长声、金亚声等译）、《辛亥革命时期美帝侵华史料选译》（马博庵、雍家源、沈遐士主要译自《美国外交档案》）；有的由于各种原因而告中辍，如《“非基督教运动”（1923―1927）史料选辑》（章克生、王作求、叶元龙、顾长声、金亚声等参译）、《中国近现代译名对照》（编译组全体编）、《江南传教史》（倪静兰等译）、《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选译》（章克生等）、《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历史理论介绍及选译》（章克生等）、《日本特务宗方小太郎在华特务活动资料选辑》（吴绳海编译），等等；还有的在当时虽已基本完稿，但却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有缘正式面世，如《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太平军进军上海》（马博庵选译）、《五卅运动资料》（章克生等参译）等。
关于如何协调翻译与研究这两种业务的关系，历史所首任所长李亚农当时有过如下的指示：
不论熟悉外文还是熟悉中文资料的同志，都是研究人员，应当各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艰苦奋斗，争取有成。熟悉外文的同志，既要勘探和选译外文资料，也要研究历史，阅读和抄写中文资料，这样在阅读外文资料之际，才能心中有数，知道怎样选译，以便补充中文资料之不足。换言之，选译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勘探和选译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如果脱离历史研究，历史翻译工作就难以做好。何况从事历史翻译者，也可以从事历史研究，两者并行不悖。
李亚农
有因于此，这一时期，若干编译人员也从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例如马博庵发表过《美帝国主义镇压和破坏五卅运动的罪行》一文（刊《解放日报》1960年5月29日，第5版），他经常挤出时间给报刊写一些普及性的历史文章或小品，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顾长声、章克生则合写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镇压和破坏五卅运动的罪行》（刊《解放日报》1960年6月7日，第5版）；倪静兰也是一个“多面手”，不仅参加过国棉二厂厂史的编写工作，1965年为纪念五卅运动40周年，她又和两位同人合写论文《揭露帝国主义在五卅运动中玩弄“六国调查”和“上海谈判”的骗局》，以“倪幽年”的笔名（三人名字各取一字）发表在当年5月号的《学术月刊》上。此外，编译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也常有配合和协作。据汤志钧回忆，有一次他奉命赶写一篇文章《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的历史根据》，以便发表在《学术月刊》1958年第10期上，其间马博庵、吴绳海曾出力核查英文、日文资料，结果发表时用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第二组”的名义。为了使史学翻译工作能够适应研究任务的需求，提高全所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人员的外语水平（读、写、说、听），历史研究所还曾开办过英文、日文、俄文三个外文学习班，叶元龙、沈遐士、王作求等人曾兼任教员。
顺便一提的是，“文革”前的历史研究所位于漕溪北路40号，与藏有大量近代外文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毗邻而居。由于“彼此关系很好”，藏书楼为历史所的翻译人员提供了诸多便利，甚至开辟了一个阅读、翻译外文资料的专用室，“还为历史所复印所需的资料”，“只按工本收取费用”。彼时的编译组之所以处于“黄金时代”，这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上海社会科学院被砸烂了，历史所编译组的工作亦完全停顿，并且连遭厄运，先是雍家源被抄家，章克生、吴绳海遭隔离审查，继而年近古稀的马博庵和叶元龙又在“惊涛骇浪”之下分别因脑溢血和心脏病而离世。1968年底，上海社科院全体人员到市郊奉贤县东门港的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从事“斗批改活动”，社科院编制随即被取消，改编为该干校辖下的“六兵团”，后又缩编为“六连”，历史研究所则为其下属的“历史组”，人员大多四散，或到厂矿，或下基层，或战高温，原先的历史研究自然无从谈起。1971年前后，章克生、金亚声、吴绳海、王作求、雍家源被迫退休，顾长声则下放到上海冶炼厂“战高温”，在该厂食堂当了7年炊事员。
尽管如此，仍有人始终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吴绳海“还是埋头苦干，退而不休，在家里继续翻译今井武夫回忆录等日文史料数十万字”。章克生退休后“也没有停止对外文史料的整理和选译工作”，“每天仍在家为研究所翻译外文史料不止”，其间他又应“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之邀，参加过《苏联的农业（1953―1964）》（[美]拉扎尔・沃林著， 内部发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第1版）等书的集体翻译工作。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78年10月在漕溪北路40号重建，编译组亦随之恢复，负责人仍为章克生。除了吴绳海、倪静兰、王作求回所复职外，章克生为充实翻译队伍，还通过考试方式，向社会各界陆续招募年轻人吴竟成（英文）、李谦（英文）、冯正宝（日文）、苑晔（法文）、丁大地（英文）、顾竹君（法文）到组服务，此外还有原先曾担任过中学教导工作的朱微明。80年代以后又向外单位聘请了4名老专家前来襄助，他们分别是林永俣（英文）、徐肇庆（英文）、袁锟田（法文）和章涌麟（法文）。“文革”后的编译组就是由上述15人组成的。
这一时期的编译组是一个有独立办公室的固定机构，位于历史所大楼的3楼西侧。其主要业务仍然是为科研服务（此时历史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已转向上海史），按照顾竹君的说法，“当研究人员需要某些外文资料时，我们看一下大致内容，如果符合他们的需求，就翻译出来。”罗苏文至今记得，章克生也多次向她表示“我们编译室是为各个研究室服务的”。
“几位老先生认真严谨的学风”，给学术秘书组的孟彭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吴绳海先生诺大年纪，一直趴在阅读机上从事日文翻译。章克生先生总是谆谆善诱，搞翻译不仅要认真，而且要多掌握知识，那样就不会出现例如‘将肇家浜译成徐家汇河’的差错。”
70、80年代的编译组有几项成果特别值得称道：
其一是章克生参与修订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其间，外文资料部分添加了章克生最新摘译的《三桅巡洋舰帕拉达号》、《大君之都》、《在华医药传道记事》、《阿利国传》、《晏玛太传》、《戴德生的早年时期》等文，使这部著名的资料集得以更加充实、丰富。修订本在1980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二是《五卅运动史料》。早在1962年初，历史研究所就开始组织力量编纂五卅运动史料，由于“文革”的影响，该工作停顿了十多年，直到1978年才重上轨道，并将成果陆续汇编出版。全书分为3卷，分别出版于1981年11月、1986年8月、2005年12月，总字数达212万。该书取材广泛，内含不乏十几个种类的外文资料，如《大陆报》、《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日本外务省档案》，等等。几十万字的译文应该归功于章克生、吴绳海、叶元龙、倪静兰和金亚声。
其三是马博庵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马博庵在“文革”之初即已去世，但留下了大量来自《北华捷报》的译稿。经章克生、吴乾兑校订并编注后，该书于198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博庵留下的其他有关太平天国的译文，亦由章、吴两人校阅后，编入王庆成主持的《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3辑，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83年、1985年出版。
其四是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该书早在1965年已基本译竣，却因“文革”而旁置。1977年起，倪静兰不幸罹患乳腺癌，但仍然抱病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将几十万的稿件核校定稿。“该书大量引证近代法国外交档案资料，涉及近代中国职官、田契等等专业知识，若干章节中还插入拉丁文箴言和英文原始资料，因而难度较大。她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解决这些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她的译作能忠于原著，准确表达原意，译文生动流畅。”《上海法租界史》终于在1983年10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从而为不谙法语的许多上海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五是章克生、徐肇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该书由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著，是海外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地方史著作，不论从其内容、结构、体例、写作方法，还是依据的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来说，都为当时历史所方兴未艾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罗兹・墨菲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张仲礼（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早年留学美国时的同窗，正是基于张的推荐，编译组才决定翻译此事。中译本在1986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历史所编译组在长期的史料翻译过程中，陆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翻译理念。80年初，编译组人员曾向来访的院外人士表示：“编译历史文献有别于其它学科，不能单纯地译意，首先要着眼于译准。要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必须掌握有关历史知识，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既要掌握外文的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又要掌握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还要有严肃负责的精神。”章克生则多次说过，“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编译人员，除了政治条件外，在业务上要做到：一、透彻地理解外语原著，译述时忠实反映原意；二、熟练地掌握汉语，译文务求通顺、畅达，尽可能表达原文的体例和风格；三、通晓专业知识，译文要符合历史专业的要求。”他还在一份“译者前言”中提出，“我们在翻译这部历史著作的进程中，力图达到历史翻译的三项标准。其一是信，即忠于原著；其二是达，要求译文简练畅达。信达两者是所有学术论著的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准绳。其三是要求符合历史实际，这是历史翻译所必须注意和力求达到的标准。”这些精辟之语，不失为翻译界和历史研究所的宝贵财富。
在历史所编译组前后近30年的历程中，贯穿始终的章克生无疑应居首功，他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他视笔译工作为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沉浸于这项艰苦劳动给他带来的无限欣喜中。”吾生也晚，无缘相见。但举凡见过他、提到他、写到他的人，无不对他的人品和学品给予高度的评价，“认真指导，一丝不苟”“工作勤勤恳恳，对年轻人诲人不倦”“德才双馨，学风严谨”之类的文字常见于同仁和亲友们的回忆文字中。80年代，他对年青译者的培养更是尽心，“给中青年压担子，在使用中培养”，力图为全所的未来准备一支可依靠的翻译队伍：
他分析了组内各青年同志的情况，根据各人的基础和能力，分别安排了翻译任务。他给吴、李二位安排翻译《中国现代革命领袖人物》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每篇达两万余字的文章，完成后，又翻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锁钥》一书的部分章节；给小苑翻译《中法新汇报》有关“四明公所”事件的史料，其他同志也各有安排。章克生打算，首先提高他们的翻译水平，然后，锻炼其勘探和选材的能力，即在浩如烟海的外文史料中，环绕本所的中心任务与项目要求，选择研究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料，进行整理编译。他曾经恳切地说：“我们已是七十岁上下的人了，五年、十年以后，编译工作的担子全靠你们了，希望你们尽快地把担子挑起来！”
章克生还经常谈到提高科研人员外语水平的重要性，认为每个研究者应努力掌握外语，以适应工作需要。他不仅口头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举凡各研究室同人在外语方面有疑问或不解前来请教，他都能热情指导。例如，他曾为研究生卢汉超校订过其英文译稿《谈谈上海社会历史沿革》，又为黄芷君、张国瑞指出过两人合译的《斯巴达克为什么逗留在意大利》一文中存在的误译。甚至唐振常的一篇论文也曾受益于章克生和吴绳海在外语方面的帮助。此外，章克生还在历史所为中青年开办的外语提高班中担任教学任务，从当代报刊和历史专著中选择教材，并亲自讲解课文。
1988年章克生以77岁的高龄第二次退休，但依然退而不休，“仍在家孜孜不倦地勤于笔耕”，甚至1992年因哮喘频发住进淮海医院时，“征得医生特许，在病床前搬来书桌，架设台灯，让家人送来字典、书籍以及书写等工具，又‘有限制’地持续他未完成的编译著作”。于是，新的校、译之作――《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费正清著，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和《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年）》（[美]斯蒂芬・洛克伍德著，章克生、王作求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以及《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年）》（[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王弼德初校，章克生审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等又陆续推出。
1995年章克生去世后，其子女找到了他随身的笔记本，扉页上书写着他晚年的情怀：
吾年届耄耋，振奋波涛涌。摒弃虚名位，宜与道相通。得鱼而忘笙，万事循义理。为其所当为，平凡无足奇。坦率讲真话，直抒无胸臆。养吾浩然气，蓬勃见生机。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怡然欣自得，其乐无穷极。
章克生不仅外语水平精湛，历史知识、文学素养、古汉语造诣亦颇深厚，他除了留下二三百万字的译校文字外，还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论文、文章，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学术遗产进行过相应的整理。在历史所的所史上，他实在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随着老一辈译员们或退休或离世，年轻一代在出国热的席卷下或赴欧美，或去日本，历史所编译组在1988年前后终告结束。
历史所编译组前后近30年的历程中，贯穿始终的章克生无疑应居首功。
（三）
1988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翻译事业进入了完全依靠研究人员兼译的时代。虽然译作数量不菲，但总体上并无通盘和严格的规划，实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翻译质量亦不像以往那样受到强调。此种情形，当然和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环境的功利化倾向有关，史学翻译在整个评价体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论著崇拜”的大潮中，逐渐沦为了“学术婢女”。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有一些人不计名利，执着笔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历史所上海史重点学科推出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004年版）为国内学术界管窥海外上海学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该丛书中属于所内同人的译本有：袁燮铭译法国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张培德译安克强的《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地方性和现代化》，葛涛译日本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陈同译香港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张秀莉译香港黄绍伦的《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宋钻友译美国顾德曼（Bryna Goodman）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芮传明译美国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甘慧杰译刘建辉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等。这里尤其应该褒扬一下袁燮铭，他不善言辞，身体也不算好，但却戴着1000度的近视眼镜，默默奋战二三年，高质量地笔译了40多万字。尽管他最终以“副高”的职称退休，但并未有任何怨言。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退休仅2年，他竟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62岁。
该时期，最具老历史所编译组风范的事例应该是甘慧杰对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的翻译。自1958年起，吴绳海就试图系统编译宗方文书，80年代以后他又推动所内年轻人冯正宝一同研译，但终因各种阻滞，所得成绩离预期相差甚远。从2012年起，所资料室的甘慧杰继承了这一未竟的事业，两三年间日以继夜，竟将36年的宗方日记（从1888年5月18日起至1923年1月15日止）和部分报告译成中文，总计近200万字。宗方的材料大多用日本文言文写成，且无标点符号，所幸甘慧杰兼具优异的日文和史学素养，再加出众的书法辨识力和非同寻常的毅力，终于完成了这一大工程。目前译稿已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待出版，学术界正翘首以盼。
按照现有的评价体系，甘慧杰不过一助理研究员而已，且在每年的考核中常遇“尴尬”，但正是他完成了许多所谓“博导”、“教授”、“精英”、“学者”难以企及的事，由此书写了学术史和翻译史上厚重的一页！
联想到1983年7月当倪静兰处于弥留之际，所内同人为慰其心，曾力争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女翻译家申请副译审（副高）职称，但出乎意料的是，竟未获上级部门的同意。然而如今，她翻译的《上海法租界史》却是每一个上海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她和她的丈夫吴乾兑没有子女，但他们的“学术子女”却有很多，很多。
60年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翻译事业的本质恐怕就在于此，其中有执着，有凄苦，也有美丽和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