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熊月之 近代上海,曾是最“全球化”的城

发布者:历史研究所发布时间:2016-10-26浏览次数:137

近代上海作为全球化意外先行区域,也意外先行地遇到众多问题:经济、货币、建筑、文化、生活方式、跨种族婚姻等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中外有识之士已经在非常认真、很有学理地讨论这些问题,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地方性的知识。深入研究这些知识,对于今人观察、应对全球化问题,有着极为可贵的借鉴意义

自大夏读书会举办以来, “上海学”系列一直是最受听众欢迎的系列之一。日前,历史学家熊月之为读者讲述了“全球化的意外先行区:近代上海全球化特点剖析”。他说,这是他在整个“上海前世今生”系列中最想讲的话题。

 

5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住在上海

 

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近代上海意外地成为全球化的先行区,成为全球化集聚型城市。

 

当时上海的全球化形态如何?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上海:“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

 

1931年版英文的《上海小蓝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各国人民之团聚一起如上海者,世无其匹,故世界各国未有一国自称本国人民未曾侨居上海者。”上海形成一个各国侨居的集聚地,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像生活在日本;霞飞路西首尽法国商肆,像生活在法国。

 

据统计,当时共有58个国家地区的人居住在上海,最高总数是15.2万人。熊月之指出,今天外国人在上海的人口比例远远不如近代。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外侨中有相当多的人称自己是上海人,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买地、盖房子、生孩子、办学校、办工厂,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园。中、西文化在上海都不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尽管也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上相对平静地交流、切磋、融合,出现了广泛而复杂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现象,诸如会审公廨、万国商团、多教混合、混血儿、洋泾浜外语等。

 

在上海的外侨中,1910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萄牙等。1915年以后,日本人跃居第一。在这些外侨里面,英、美、德人主要来经商,法国人则是传教士比较多,而所有外侨当中俄侨最特殊,他们散处在华人当中,使得俄国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对上海市民社会影响比较大。1920年代以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成员60%是俄国人。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扎哈罗夫、托姆斯卡娅等俄侨专业音乐人员担任教员,外籍学生几乎全是俄国人。

 

说到上海外侨,很多人都会想到犹太人。熊月之介绍,犹太侨民来沪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以前,为零星移入阶段。第二阶段,1938年以后,为突然增加阶段。1938年6月上海犹太人激增至1.4万人,以后继续增加,最多时达2万人,但他们对于上海文化的影响反而不见得比早期零散来的作用大。“犹太人会经商,会赚钱,因此上海大商人很多都是犹太人,比如沙逊、哈同、嘉道理。二战之后上海犹太人数量激增,他们形成一个居住区,偶尔跟华人社会有一点关系,但时间短,战争之后就回去了,对于城市影响不大。”

 

早期来上海的日本侨民很少,1894年前,有的日本侨民在上海地位很低。1915年后,日本人大批来在上海,在上海自成社区。虹口区一带变成了“小东京”,甚至还有神社。上海也有来自印度、安南、韩国的侨民。

 

各司其法、各发货币、各聚其会、各盖其房

 

熊月之指出,上海的全球化有很多别处没有的特点,比如各司其法与协商司法。近代上海有四类司法机构,即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官府法庭等。领事公堂始设于1882年,为在沪各国领事联合构成的法庭,审理人员每年由领事团选出各国领事若干人组成,专门受理公共租界工部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一机构在当时中国是独有的。

 

近代上海市面上流通各色各样的纸币。外国银行在上海发行的纸币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至少18家,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即便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也没有那么多品种货币流通。

 

外侨生活在上海,也把各自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带到了上海,他们各聚其会,各盖其房,各美其园。当时,外侨上海设立的各种同乡会包括上海总会(又称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美国总会、俄侨总会等。各个总会都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人进行聚会交谊的场所,这是上海各个地方的侨民认同自己文化非常重要的地方。

 

“各盖其房”也解释了外滩为什么会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有资金的外侨,他们为了在外滩展示自己的文化,就会把自己房子盖得特别有自己文化的风格。其实不光是外滩,每个民族在上海生活总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习惯和风格盖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能够在外侨自己盖的房子当中看到他们的文化品格。”

 

“各美其园”则是指各种各样的花园、公园,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法国公园就是现在的复兴公园,中山公园在1949年以郊野公园著称,在重要城市设立郊野公园也是欧美国家的特点。虹口的日本人比较集中,虹口公园就成为日本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外滩公园是外侨公园,里面展示的除了英国文化以外,其他国家的元素都有。此外,上海还有英国乡村俱乐部(斜桥总会)、美国乡下总会(哥仑比亚俱乐部)、跑马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全球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化都荟萃到这里来了。在世博会上,每个国家也会把各自元素带来,但近代是自发的。就像中国人到唐人街会把自己的元素展示出来,上海当时就是各种民族展示自己元素的地方。”

 

不同文化之间合作融合

 

很长时间里,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政府合作搞治安,也有税收合作、 联合禁赌 、联合预防传染病等。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如今难以想象的事,那就是1893年上海开埠50年时的通商大庆。当时,上海已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繁华城市,上海的外侨觉得要庆祝,华人对此同样热情高涨。熊月之介绍,对于通商大庆,最热情高涨的是宁波人,其次是广东人,因为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得到了充分发展,他们认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有他们的功劳。“中外同庆,游行的队伍主要是中国人。当然他们也很巧妙举着旗帜,正面写的是普天同庆,旗子另外一面写的是万寿无疆,意思是庆祝慈禧太后生日。”查看1893年的报纸会发现,当时各种舆论都对开埠表示好感,如果不是因为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了,这种好感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时,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已经开始考虑讨论不同文化之如何共处,这是非常前沿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尚贤堂在1912年―1926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论坛,邀请各方有代表性的专家讨论如何梳理不同文化,最终提出“宗教对话,互换智识,宣传理解、对话、自由、平等、友爱、求同存异”等结论,这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借鉴意义。

 

在不同文化的合作融合中,许多长期在上海生活居住的外侨都对上海文化充满认同感。从华东医院的历史可见典型上海文化的特点。当时华东医院叫宏恩医院,这个医院的主人跟邬达克签协议,让他建一个全世界一流的医院,硬件一流,建筑风格要秉持文化中立,让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这里就诊,都可以感到自如舒适,还特别要求建筑师不得透露委托客户姓名。“这个人的名字我一直在查,叫做查尔斯・雷纳,是一个美国的商人,他在上海发财,没有子女,晚年之后想把在上海发的财都留给上海。他对上海有很高的认同感,他觉得在上海生活,应该对城市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要求建筑特色突出全球化的理念,尊重不同文化,谁到这个医院都不能有文化陌生感,大家都感到舒适,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上海风格。”

 

此外,还有捐献了所有的财产办教育、办学校的雷士德;美国加州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傅兰雅给上海捐献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盲聋哑学校;他的儿子继承他的志向,在美国学好盲聋哑教学,又到上海专门负责教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上海近代文明?当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但熊月之觉得最恰当的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言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世界文明的演进史表明,文明间的互动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文明是平等的,要在文明的互鉴中认知文明。……文明均是在不同地理、人文环境中内生,任何一种文明反映的均是特定地域人们的理念与价值取向,没有普世的文明。文明的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像生物的多样性之于自然界一样,人类文明共存的结果是共荣,而不是某一文明绝对地处于优势和领导地位,更不是某种单一文明统治人类。”

 

熊月之认为,这段话告诉我们今天对待不同的文明到底应该持什么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上海近代史,应该对上海历史作出新的解释。”

 

(图片来源:新华社、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笪曦)编辑邮箱:scljf@163.com

来源:上海观察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4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