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先生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整体而言中国在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经济建设方面蒸蒸日上，可以和世界顶尖水平相比肩。但与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无法与西方比肩，甚至不可相提并论。
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汪荣祖先生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下的病症体现在“忽视文化传统的价值，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学术话语权的丧失”，其病源则在于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后，一直追随西方不舍，无论学制、方法与理论，莫不仿效欧美，而丧失了自己应有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也就丧失了话语权。自然科学可能无所谓“主体性”，但人文社会科学却不能不谈“自主性”。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性质不同，也决定了其研究取径各异。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不涉及个人的思考，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其研究对象如声、光、电等是具有“普世性”的，其客观性质不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而不同。但人文社会科学对其研究“客体”，如历史事实的认知，则涉及到了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所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所谓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多数人的认识，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人文科学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好恶心等等，这些都是在自然科学中见不到的。因此人文的自主性，必然因不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而异于自然科学。
新清史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部分
汪荣祖先生介绍到，近年来在美国流行的新清史，否认清朝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的认同，认为清帝国是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这一论调与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所提出的满蒙非中国论有相通之处。汪荣祖认为这些都只不过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不能盲从，不能任由外国人说了算，不然我们将失去对自身历史解释的主体性。
从西方史学的脉络来看，从历史相对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在挑战历史的真相。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由文字创造，而语言文字又极不稳定，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难言真假，将质疑历史推到了极端，断然否认历史可以求真，进而否认了近代而来的西方实证史学。而中国从梁启超开始，便跟随西方的实证史学，而如今西方自己推翻实证史学之举，应该让中国的史学界反省。
正是在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及西方史学研究者多以自身文化背景、政治偏见、意识形态看待中国的状态下，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新清史学者便产生了诸如满洲非中国，满人未汉化等认知，对此汪荣祖先生在演讲中做了相应的反驳。
新清史的流行是西方学术霸权的体现
针对新清史把满洲当成外国，汪荣祖先生以史料及史实为证，梳理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行政统治沿革。从燕国将领秦开击败东胡，设置辽东、辽西两郡，到永嘉之乱后，辽东始不复为中国所有，再到明朝初年，明将冯胜破降辽东，设置辽东都指挥使，中原王朝重新恢复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及明清两代东北地区行政机构的变迁，满汉人口的增减等，都证明了满洲为中国当然领土，而非新清史所谓外国领土。
针对新清史否定汉化说，汪荣祖先生介绍到，有新清史学者痛斥汉化一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甚至不再使用中文名，并情绪化地抨击汉化概念为“大汉沙文主义”。在否定满族汉化的认知下，新清史学者提出了所谓“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 “清帝为各族群共主说”、“清帝国延续贵族世袭制说”等概念来论证满族未汉化。对此汪荣祖先生不仅在逻辑层面反驳了新清史学者的论证，指出了新清史“以论带史”的弊病；也从史实层面介绍了康、雍、乾等几位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清朝的国体为中央集权的中国传统帝制，而非所谓体现了贵族世袭制的八旗制度。汪荣祖先生还提出疑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汉化的必然，就如同现代西化难以阻挡一样，为什么独独质疑中国沿边少数民族的汉化呢？
在汉化之外，汪荣祖先生还用中国化的概念来反驳新清史。汪荣祖先生认为，汉化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过程。以满汉为例，两族经过“同质化”最终“同化”，带有满族血统的汉人增大了汉族的总数，而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趋向认同中华民族，到现代形成五十六族的中华民族。汉化逐渐导致“中国化”，中国是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化中，随着民族融合不断进行，尤其是在辽金元入主中国后，便不再以汉人等同中国。即使清帝国有满、汉之界，仍然以中国自居。以康熙帝的遗诏这一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为例，康熙自称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也译作“皇帝”而非“汗”，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再以清帝国维持满族民族特性的八旗教育为证，八旗教育因满文经典的缺少，知识基础仍建立在汉文典籍的满文译本之上，与汉族传统的教育实质并无不同，进而推动了满汉在文化上的融合。在共同认同和尊崇儒家的基础上，汉族对于清帝国的延续起了重要的维持作用。汉族人口的外迁，不仅开发了边疆地区，也进一步巩固了清廷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清廷依靠汉人官绅与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得以延续国祚，也是对满清两百年汉化政策的最大补偿。辛亥之后，清朝“遗老遗少”群体中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也体现了民族融合后，清朝已不仅仅只是满人政权的象征，也是汉人，是中国人的故国。而这些史实也都与欧立德等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清朝因汉化而亡的观点，正好相反。
在讲座的末尾，汪荣祖先生提到，欧立德之前曾发问：“中国到底想要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内，还是之外？”汪荣祖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所谓的“世界史”主要是西洋史，并对此回应道，全球化不等于欧洲化或是美国化。然而理论出之于经验，在西方学术霸权下，如何能不用西方的理论？欧立德引用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所说：“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汪荣祖先生认为，西方理论既然来自西方经验，为什么没想到用中国经验来修订西方理论，或参考西法另创新的理论？
最后，汪荣祖先生强调新清史只是美国史学界一家之言，应该受到严格的检验，不宜盲从。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人有七情六欲，须征而后信。史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主体性。我们亟须自己的历史话语权，但是并非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说：“Getting history wrong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being a nation.”我们作为学者要对历史求真，读史者要能超越一家之言，要具有批判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