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为何结交犹太富商？
孙中山一生与多位犹太人有过密切接触。在上海这座“第二故乡”，孙中山遇到了20世纪初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地皮大王”欧司・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在辛亥革命前后风云变幻的政治时局中，哈同曾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带来大力资助。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苏智良与博士生张虹从史料入手，讲述了孙中山与哈同在上海的故事：“二人谈不上志同道合。但他们之间的交往作为孙中山人际往来的组成部分，也展现了革命伟人人际交往的另一种图景。”苏智良说，孙中山和哈同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哈同夫妇的私家园林――哈同花园。哈同花园又称爱俪园，是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底本建造的。它还是今天上海展览中心的前身。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为建立临时政府从海外抵达上海，由公共租界三马路外滩登岸。当时《申报》报道：“（孙中山）上岸时中西人士手提快镜摄影，并脱帽致敬者甚多。”
孙中山上岸后去哪了？报道称“孙中山即乘汽车至哈同花园（爱俪园）中膳，一时车马盈门，甚为热闹，黄兴、伍秩庸与各省都督均往见，颇形欢洽。”
那么，孙中山作为即将成为国家元首的革命党首领，为何想要结识犹太富商哈同？而这位身在上海的外籍侨民为何会敞开家门迎接一位革命党人？
苏智良分析，孙中山的初衷主要有二。一是民国需要资金，而哈同在当时的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富豪，其有钱程度可从上海民谣“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中可见一斑。
二是哈同的身份及其在租界的影响也是孙中山所看重的。哈同在1892至1901年和1900至1903年分别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并兼任英国驻华法庭陪审员，是上海历史上同时获得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董事席位的唯一一人。
而且哈同迎娶中国太太罗迦陵，十分热衷与中国社会交往。苏智良分析，哈同在取得巨大财富时也希望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利益保护，而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广泛结交中国各界人士来实现。
“令哈同所始料未及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政治局势的急速变化。一年前哈同夫人罗迦陵还进京觐见清廷皇室，一年后局势的发展已是天翻地覆。哈同必须要跟上这一形势，寻找自己利益新的庇护者和代言人。”苏智良说，此时孙中山正是哈同要寻找的合适人选。
孙中山与哈同在此之前从未谋面。曾在日本结识孙中山的黄宗仰就成为二人非常重要的牵线人。在日本时，黄宗仰和孙中山就曾偕同登函根冠岳峰，分别后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巧就巧在，黄宗仰还是哈同花园的第一任管家。
“哈同的主动邀请，黄宗仰的从中引荐，孙中山的欣然接受促成了哈同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苏智良提及，孙中山来沪的第二天，黄兴、陈其美又在哈同花园公宴款待孙中山，并邀在沪各省代表作陪。“席间众人还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方案。从中可见，哈同与其他革命领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最后哈同夫妇还私下送给孙中山3万大洋。”
民国初建时的亲密联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苏智良通过史料整理，发现孙中山与哈同的关系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初期十分热络。
比如1月8日，孙中山刚刚就职便邀请哈同夫妇前往南京小住。1月18日，哈同回到上海，即致信孙中山表达了谢意。信的内容还透露孙中山曾希望通过哈同联络上海的银行家，以南京的不动产抵押获得临时政府运作所需的资金。对此，哈同表示“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等有适当的机会出现”。
又比如1912年2月20日，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偕女前往南京，“十九日抵上海，沪都督陈其美派员迎接孙夫人等，住于沧州别墅，下午孙科迎其母妹等迁寓于哈同花园。是日抵南京与先生团聚。”苏智良，沧州别墅离哈同花园不远，应该是哈同得知了卢夫人来沪的消息，邀请他们住进哈同花园。
眨眼到了1912年4月1日，却是孙中山履行辞职仪式的光景。4月3日，孙中山即从南京来沪。据当时《申报》报道，4月6日，孙中山“偕同公子及三女公子乘坐汽车至沪南制造局考察……统一党章太炎、程雪樱、雄秉□、宋渔夫、张季直五君，於午时三时假哈同花园，欢迎孙先生，并函邀唐少川等相继演说。”这是孙中山与哈同在南京聚首后再次在上海会面。
孙中山来沪后居住在哪里？大部分说法支持孙中山住在宋嘉树家里，但有关哈同的传记有着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孙中山卸任总统来上海后曾在哈同花园的“侍秋吟馆”暂住一段时间，孙中山有过将居住过的房舍提名为“仙药窝”的提议，意在“这里曾是孙逸仙携救国救民之药的藏身窝”。
孙中山还向哈同夫妇提议在园内通向马路的西走廊尽头挂上书有“欧风东渐”的横匾，以表示园主愿西欧的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逐渐传播到东方，使其发扬光大。此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也有记载“1912年4月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从南京返回上海时，曾到此（哈同花园）暂住。”
苏智良评价，从史料的来源来看，孙中山回沪后暂住哈同花园的说法轶事演绎的成分较多，可信度有待商榷，“但至少能说明这一阶段孙中山与哈同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善的关系。”
除了利用，哈同为何支持孙中山？
宋教仁案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迫乘德国“约克号”邮船离开上海。密切关注时局的哈同对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革命党人寄予了希望，哈同花园也再次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1916年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12月24日，孙中山与前来吊唁的友人在哈同花园相聚，并合影留念。他自己也在哈同花园留下了一张个人影像。
据苏智良目前查到的史料，孙中山与哈同的最后一次会面在1920年11月，孙中山再次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之前。孙中山的侍从官陈龙韬曾回忆那一次见面时，哈同曾说“上海有产业，银行有存款，可是没有儿女，只希望 ‘急公好义’四字的名誉，我愿意借助先生革命经费50万元，请先生赐我 ‘急公好义’的匾额一块，我悬诸爱俪园内，使人们知道我对革命有功。但先生不要和上次一样写借券，谈利息。”
当时孙中山怎么回答？他说：“我的字任何人请我写都可以写，但是 ‘急公好义’这四个字，我在目前还不能送给你，候将来你有了事实表现，我是乐于题赠这四个字的。”对于50万革命款项，孙中山依然坚持书立借券，本利归还。
在苏智良看来，孙中山与哈同的此次交谈也反映了两人相互交往中的一些真实想法。“哈同资助孙中山，除了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的支持，也想为自己博得 ‘对革命有功’的名声，孙中山早已看出这一点，所以当哈同提出赐匾的请求，即拒绝了他。”
“单纯将孙中山与哈同的往来归结为纯粹的相互利用，似乎也无法完全解释在动荡复杂的时局中孙、哈之间始终维系着的不间断交往。”苏智良分析，对于只身来到上海并打下一片天下的哈同而言，他个人的事业发展早已与上海这座城市、中国这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时局变化之际，由孙中山这样一位开明、民主、与国际社会广泛交往的革命领袖来主导中国的未来也是哈同所认同的，而这也是哈同支持孙中山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哈同，还有越飞、鲍罗庭、科亨、索克思等犹太人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给予了大力帮助。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举例，鲍罗廷一方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召开国民党“一大”，同时又协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鲍罗廷的妻子后来回忆道：“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书交给了鲍罗廷。”
还有英籍加拿大犹太人科亨，他加入北美反清秘密组织同盟会，并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孙中山的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2至1925年，科亨一直是孙中山身边形影不离的副官和卫士。
清朝通缉对象“孙汶”
提起孙中山无人不知，但如果说起他的本名“孙文”，甚至曾用名“孙汶”，很多人就不一定了解了。
但孙中山本人从不自署“孙中山”这个名字，基本只用“孙文”。中山大学的李吉奎先生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被取、用的名字，这第一个人是章士钊。1903年，他“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结果这个名字流传开来，被广泛使用，孙中山本名孙文反而隐没不彰了。尽管孙中山本人不喜欢这个名字，但只能默认。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志茗进一步考证，认为孙中山被取用的一系列名字和外号，如“孙汶”“孙大炮”等，实则反映了他当时的困难处境。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钱玄同却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民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这段论述极尽讽刺之能事，可以看出，在孙中山被尊称为“孙中山先生”之前，曾被叫做“孙汶”、“孙大炮”……这些讽刺性的称号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的道路之艰难，更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理解。李志茗从孙中山最早被取用的名字“孙汶”讲起。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年稍长取名文。他从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那年起，就有志于革命，决心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但实际至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才被清政府列入黑名单，成为通缉的对象“孙汶”。清代官方文书习惯将叛乱分子视作汪洋大盗，要在他们的名字上加三点水以泄愤，清末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张文祥，名字就被写成“张汶祥”，自然孙文的名字也变成“孙汶”。孙中山回忆这段往事时，像讲别人故事一样，说清政府曾“悬重赏购求‘孙汶’的首级”。
《民立报》为何也用“孙汶”
然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在提到孙中山本名时也经常用“孙汶”。欧洲的媒体于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即报道说：“此间舆论已大张一种主义，谓将来中国必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但《民立报》转载这条新闻时，特加按语说：“此系欧洲人猜测之辞，因于我国政党多未知其内容，但以习闻之人为革命党魁也。”同样，对于路透社电：“湖北革命其目的欲设立共和政府，将举孙逸仙为总统”，《民立报》也加按语说：“亦系西人猜测之词。”李志茗认为《民立报》对此事的不认同与同盟会成立发展过程中的波折有关。同盟会第一次开筹备会时，与会的很多人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未必了解。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组建新革命团体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如何加入这个团体问题上，不同的人和派别各有不同的想法。以华兴会为例，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派联合；黄兴的意见是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反对加入；宋教仁打圆场说，既然有争议，何不如先研究加入、不加入的利弊怎样，但大家各持所说，莫衷一是，遂以“个人自由决定”而罢。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但与会人员想法上并不统一。宋教仁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报》主笔之一，该报遂成为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在中部同盟会的促成和推动下，武昌起义很快爆发。
筹款未成，但仍具革命号召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回到中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李志茗考证，这期间，他获得了“孙大炮”这一外号。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身在美国，从报上获悉消息后，他的判断是“斯举当有成矣”，并认为德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怀有好意，决定前往德国寻求帮助，所以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转赴欧洲活动。欧洲后，外国报刊广泛报道孙中山与各国银行联系，争取财政援助的消息。国内媒体也大肆宣传他在国外筹措款项、购买军舰，须“劝募足额，始能归国”，“因此独立各省对他期盼甚殷，若大旱之望云霓一般。”12月25日，孙中山刚从欧洲回到上海，有外国记者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孙中山答曰：“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另据时人回忆，黄兴、陈其美等在四川路为孙中山开盛大欢迎会，“会间有人询孙携归若干饷械？孙大笑答曰：‘余携全副革命精神，载得满船欧美民气而回，饷械何足计哉！’”。李志茗认为这就是孙中山被取名“孙大炮”的由来。
但孙中山至迟在1903年已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谈振兴中国，无法绕开他。武昌起义后不久，武昌军政府主办的《中华民国公报》也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文”名义发布公告，号召独立各地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可见孙文在革命方面的号召力。
原载：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554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