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给中日双方的命运带来了巨大转折，1895年4月签署的《马关条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沉痛的一页。2017年4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22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世纪出版大楼联合举办《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新书首发式，以这一重要的近代日本侵华史料的出版，继续敲响长鸣的历史警钟。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问世，是近代日语历史文献翻译出版的一项重大成绩，既是这部辗转流传、弥足珍贵的文献的首次公开，也给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带来了福音。如果说，此前的宗方小太郎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他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以他为代表的日本间谍群在近代日本侵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何体现一直鲜为人知，那么这本日记的出版，将使得宗方小太郎传奇的一生公诸于世，同时进一步揭示日本侵华野心、侵略行为蓄谋已久，引导国人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这段历史。
看点1
甲午风云带来间谍生涯巅峰
宗方小太郎（1864年8月6日―1923年2月3日，以下简称宗方），字大亮，号北平，日本熊本县宇土郡人。1884年秋来到上海，1887年开始间谍活动。宗方在中国的公开身份，先后包括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汉口汉报社社长、东亚同问书院汉口支部长、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东方通讯社社长。他长期在汉口、上海生活，不仅在这些公开身份掩饰下进行间谍活动，还直接参与了对日本间谍人员的培养。甲午战后，宗方一直在中国活动，继续向日海军提供情报，积极联络各政治派别，直到1923年因病去世。宗方是近代日本间谍中最早到中国进行活动者之一，其刺探情报内容之丰富，活动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长，遗留资料数量之大，均为罕见。
中日甲午战争给宗方带来了命运的转折。1893年开始，宗方开始接受日本海军省资助，为日本海军提供情报。战争爆发前夕，他奔赴烟台，乔装潜入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刺探军情。在此期间，他连续写了16封密信向日本海军汇报。这些情报对日本海军掌握北洋水师动向、制定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对甲午战争的战局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方因其情报贡献在日本国内享有极高荣誉。因为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宗方得到了日本明治天皇的召见，是其一生之“无上荣光”。1923年2月3日，宗方因肾炎发作病逝于上海，将死之际，日本大正天皇特授予他“从五位、勋三等”之荣誉，以表彰他对海军作出的“杰出贡献”。恶名昭著的侵华战犯本庄繁和松井石根皆称其为“国士”，日本官方推崇其为“日本兴隆期大陆经营最重要人物之一”，学生晚辈称其为“兴亚先觉者”。
宗方在中国生活数十年，交游极广，与中国许多知名人物有往来，据称在他死后，岑春煊等派代表致祭，郑孝胥为之题碑。从日记里可以看到不少他对当时知名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以及他多次与中国各界人士会谈、联络的记载，显示出他与中国各政治派别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对晚清重臣和名人的印象，比如李鸿章、张之洞、文廷式、张元济、汪康年等。他积极联络中国的各政治派别，与维新派、革命党人、北洋政府政要多有往来，比如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徐树铮等。
看点2
直击要害的情报影响了甲午战局
日本能够在甲午战争中获取胜利，成功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宗方是日本海军掌握北洋水师情报的关键。当时日本军令部的八角大将曾说:“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著名军事战略专家张召忠将军则在凤凰卫视节目《张召忠说》第28期里明确指出：“甲午战争竟因情报原因而惨败”，日本的两大间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是石川伍一，另一个就是宗方小太郎。
1894年7月，宗方孤身一人前往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刺探情报。从7月5日到达烟台，到8月29日撤离，这次刺探行动共近两个月时间。宗方乔装打扮成中国人，多次探查。他向日本海军建议，北洋水师若采取守势对日军不利，日海军必须主动邀战，寻找与对方主力决战的机会。因此，宗方积极探听北洋水师的动向，为日海军寻找战机提供情报。北洋水师的战舰数量、详细番号以及执行护送任务、修理军舰、港口驻扎等情况基本被宗方知晓，这些精确的情报，使得日本海军能够掌握北洋水师的活动规律。
果不其然，1894年9月17日，正在执行护送任务的北洋水师被四处寻战的日本海军发现，黄海海战爆发，这一战是中日海军的正面对决。最终中方战败，黄海制海权被日军掌握。战争的走向同宗方预料的一样。
宗方在日记中显示出他高超的战略眼光。早在1887年，宗方就对金州、旅顺等地进行了详细刺探。尤其是旅顺，这里地处黄海和渤海要冲，是守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李鸿章在此建设了北洋水师的军港，苦心经营近20年，耗资达数千万两白银。然而这座清政府耗资巨大、寄予厚望的军事要塞，在宗方眼里却有着极大的军事隐患。宗方考察了旅顺背后的军事重镇金州，认为这里是控制大连湾的关键，是连接旅顺海防与后方的咽喉之地，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一旦占领此地，“旅顺将受前后水陆之敌，援绝道穷，如同囊中之物。”
七年后的战争映证了宗方的判断。1894年10月，已经控制了制海权的日本联合舰队陈列在旅顺港外，陆军则伺机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抄袭旅顺后路。11月6日，日本陆军攻陷金州，旅顺陷入海陆封锁之中，这座举世闻名的军事要塞很快在11月21日沦陷。战事的进行与宗方的预判完全一致，甚至很有可能日军的战略制定采纳了宗方的献策。
宗方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还体现在他与《马关条约》的条款制定有莫大关联。甲午战后，宗方向日本海军省提交了一篇《对清迩言》，谈及战后的对华方策。拿这段文字对照《马关条约》条款，可以发现，两者内容相似度极高，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了宗方的启发。据宗方的日记记载，《台湾新报》及《日报》两报记述了他的经历，称：“起草‘割让台湾条约’文，作第一谕告文者，宗方氏也”，更是暗示宗方是《马关条约》始作俑者。
中日甲午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国运转折，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政治格局和历史演变。从这个角度看，熊月之称宗方小太郎“是影响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东亚历史走向的人”，毫不为过。
看点3
另一个战场，精彩堪比影视大片
《宗方小太郎日记》的一大精彩之处，是揭露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另一个战场：中日双方的间谍战。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战事爆发后，这些间谍活动更加踊跃。而清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反间谍措施，对抓捕的日本间谍处以极刑。据宗方日记记载，同时被清政府抓捕的日方间谍人员有石川伍一、藤岛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他们大多都被清政府斩首。
而宗方被清政府追捕的经历，更是十分惊险，他直接成为了清政府点名缉拿的对象。1894年8月10日，宗方小太郎从烟台向上海发送的密报被清政府截获，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立即通知烟台道台刘含芳缉拿宗方。不料此事被日方知晓。8月26日，宗方得知密函泄露，立即动身，准备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返沪。宗方在船上待了两天两夜，遭遇清政府两度盘查，且船上有多名熟人，随时有被捕的可能。然而在无限接近被捕的情况下，宗方却逃过了盘查，日记中对此有精彩的记述。
甲午战争里，中日双方在间谍和反间谍上也有较量，其精彩程度不亚于正面战场，宗方的遭遇就是最生动的表现。清政府虽抓获了一批日本间谍，但也漏掉了宗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让人不得不感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宗方小太郎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他在中国各地游历的经历，使得这批文献有了游记的性质，这其实是对清末民初中国情形的珍贵记述。
宗方的活动范围非常广，他的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如上海、北京、天津、香港、江苏、山东、直隶、盛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宗方日记里的记述非常精确，从宏观到微观，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财政收入、军费开支等数字，还精细地记载了民间物价、水井数量、道路宽度等。宗方十分注重地理位置的考察，往往能够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识别出地形之要害。宗方在中国的游历有各种惊险离奇的遭遇。为探听情报，宗方装扮成中国人，或扮商人，或装农民，时刻有被识破的危险。
此外，宗方日记中对于他与中国人物的往来、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构所在地和日方人员多有记录；对于特务之间的一些联络暗号，为他服务的一些汉奸，也有记录；甚至宗方在年轻时，与一些男性“同志”的亲密往来，也一一记录在册。
宗方日记的信息量之大，内容之丰富，情节曲折离奇，远非只言片语所能概括，如同熊月之指出的那样：“如果有影视工作者以宗方经历为素材，编成影视剧，一定精彩生动，引人入胜。因为，他的某些经历，远比现在某些影视剧更加‘岂有此理，竟有此事’。"
看点4
日记辗转流传，翻译几经周折
宗方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时间，留下了大量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等文字资料。该批资料目前一分为二，分别被保存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其中上海所藏占大部分比例。这些文献的曲折命运，更加增添了文献本身的传奇色彩。
宗方去世后，其遗留资料由其夫人宗方由起子带回东京。1939年，宗方的学生、东方通讯社社长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借用了大部分资料带回上海，计划进行整理和出版。还未完成，便遭遇日本战败，波多博被引渡回国，而这些资料也散落在了上海，流入民间。
1957年，这批销声匿迹十多年的资料又重见天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的年子敏先生在苏州一个旧书店里发现了这批资料，于是购回历史所收藏。经过装订整理后，成为了今天所看到的24册资料。现存于上海历史所的宗方文书，涉及文本种类繁多，包含信息量巨大，时间始于1887年，止于1923年1月15日，极少间断，几乎涵盖了宗方在中国的所有活动，史料价值极高。中日恢复邦交后，宗方小太郎的女婿宗方丈夫还试图到中国寻找失落的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调查其下落，但也无果而终。
遗留在中方的这批资料沉睡了数十年，其整理翻译也用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历史所前辈学者吴绳海便已开始着手这批文献的翻译整理。到80年代，吴绳海与冯正宝共同研究翻译这部文献，出版了部分内容，并发表了若干论文。此后虽有个别学者对这批文献表现出了兴趣，但这批文献的翻译难度之高、翻译工作量之大人所共知，系统性的翻译一直有待推进。
直到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甘慧杰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整体性翻译。凭借良好的日语功力和历史专业知识，其耗时三年，克服了诸多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用马军的话来说，结合翻译的高难度和给学术界留下的福祉，宗方文献的翻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翻译成果之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终于在2016年底出版，这一批沉睡近百年的密档终于公开。
看点5
不止间谍那么简单
宗方小太郎是最早的“中国通”之一，是近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近代中日关系、甲午战争、日本侵华等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人物。他的日记作为反映其生平活动和时代背景的一手史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国内史学界吴绳海、冯正宝、李吉奎、桑兵、熊月之、戴海斌等学者的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宗方。当宗方日记被放置在多个研究视野中，仔细梳理其一生的活动和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宗方小太郎不止是一个间谍那么简单。
宗方在他的日记中展现出对中国认识的逐渐深化，从单纯的情报刺探转变为系统地提出了对华策略。如果说早期日本间谍的主要目标为获取情报，之后则转而更加注意对中国局势的掌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其本人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可体现中日国力对比的变化和政治格局的演变。早期在华间谍的思想和作为，给此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宗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由于宗方日记的长期沉睡，目前学界对宗方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而宗方日记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这一资料还有待更多方家的研究利用。可以预见，宗方日记的出版将为中日双方的学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和更多可能性，既可提供研究使用的重磅材料，又可为精彩的创作材料，通过人物传记、影视作品引来更多关注。未来有关宗方小太郎和近代日本在华团体、近代中日关系、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将更加深刻。
2017-4-20 18:09:27来源:光明日报 肖峰 颜维琦 选稿:包永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