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要会讲故事，针对读者分众化、差异化态势，精准把握受众需求，把“想讲”和“想听”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认同。我们要通过讲述好一个个生动案例，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什么贡献、正在做出什么贡献、还要做出什么贡献，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
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相当重要的一块是讲好历史上中外友好交往的故事。因为这不仅能在中外人士之间产生共鸣，而且还会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而公共史学以其独特多样的表达方式，能够成为国际传播的有效手段，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
众所周知，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在全世界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兴起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现在只有40年的时间。不同于学院派历史学，“公共史学强调的则是历史的公共性，即历史与公共社会联系和沟通的特性”。根据公共史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的说法，所谓的“公共史学”主要是指史学知识和史学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场所中，这些场所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各地的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等。此外，公共史学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公共史学不仅是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赋予他们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因此，公共史学不仅是向公众传播历史故事，而且也通过公众的历史参与来增强历史的在场感，强化各国公众的历史记忆，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化历史基础。
公共史学的传播主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新媒体、博物馆、纪录片、电影、动漫、图画、音乐等形式，并由此让公众了解历史，参与历史。例如，影像史学和历史的影视作品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见解，给人们一种更加直接的历史影像化再现。各国的历史公园、博物馆、文化遗址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历史兴趣。在与实物的触摸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从而达到复活历史的效果。而网络的兴起更是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媒体的双向互动、体验式传播，公共历史学者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历史知识，接受历史观念的熏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普通民众的历史意识。
故事本来就是历史的基本属性。英文历史History一词中就有故事story。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中国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如荷兰通过将《安妮日记》改编成戏剧（1955年）和电影（1959年），把那间密室改造成“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等形式，使《安妮日记》成为大屠杀历史流传最广的记忆之一，切实发挥公共史学的传播功能，把中国故事，特别是历史上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故事讲透讲活。
首先，要不断挖掘中国历史上中外交往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故事题材。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一带一路”时，特别提到了民心相通。民心何以能通，关键是要寻找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故事题材来沟通，也就是“将心比心，人同此心”，从而打动人心，引发共鸣。例如，“犹太难民在中国”这一主题，一开始国际社会并不了解，但其内在所具有的友善、宽容、人道等人类共同价值内涵，无疑具有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主题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宣传中的品牌，其展现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人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赏。
2014年，虹口区在美国不仅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展览办到了国会，而且吸引来6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奥巴马总统的犹太事务顾问，他们都抢着发言，纷纷赞扬中国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人民的友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由于这一故事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使得原来一直关注这一主题的以色列、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热情丝毫不减，而且意大利、波兰等国也积极参与进来。意大利2016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个与最后一个难民居住区”的学术报告会，而且还计划开展“意大利邮轮拯救犹太难民来沪80周年”纪念活动；波兰不仅在上海举办了“马尔科瓦的撒玛利亚人”展览，而且还计划举行纪念拯救犹太难民来华的波兰外交官罗默的相关活动，并在中国上演的话剧《藏匿》中增加了中国人民拯救犹太难民的内容。
又如，在推进中美两国关系中，“驼峰航线”和“金色道钉”故事发挥了积极作用。前者唤起了两国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记忆，后者体现了中国劳工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的杰出贡献。2002年，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威尔逊中心举办了“历史的记忆”展览，分“驼峰航线”、“陈纳德和美国志愿航空队”、“营救杜利特尔轰炸机队”三部分讲述了“二战”期间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历史。中国有关方面为吉米・福克斯塑造了铜像并安放在其故乡休斯敦。中美两国老兵和当年参加救援的中国村民代表及其他们的亲属会见合影。中美两国在二战中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充分体现两国人民互助互爱、友好合作，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驼峰飞行”的合作精神，对推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历史基础。2015年，为纪念150年前一群群华工漂洋过海到美国，为美国第一条横贯东西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侨联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联合举行《金色道钉――筑建中美和平发展之路》新书首发式暨展览，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在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过程中，华工作为“主力军”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毅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品质、与人为善的品德。这颗由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合拢之际敲下的金色道钉，夯实了中美民间深深的情谊。
其次，要采取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增强这些中国故事的传播力。以往的史学艰深难懂，普通民众了解的途径非常有限。公共史学的兴起，推动了史学与传播手段多样化的结合，使得故事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可以吸引不同层次的社会公众。仅以犹太难民在中国为例，以前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学术专著、难民回忆和图册，如《犹太人在中国》、《犹太人在上海》两本图册在海外影响很大。但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这10年来，对外传播手段开始越来越多样：有纪录片，有电影，有各种展览等。2015年正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围绕这一主题，除了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外，还有故事片《魔咒钢琴》正式开拍、发行了动画片《犹太女孩在上海2》和连环画《海上明月》、制作了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音乐话剧《苏州河北》和广播剧《我的1945》等，上海国际动漫节上也专设了犹太难民主题的动漫作品比赛，甚至还发行了邮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也专门制作了纪录片和专题网站。
最后，要通过建立一些记忆载体，把这些中国故事变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深切感到，集体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的。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一方面要防止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现象；另一方面，则应通过建立一些文化载体来延续这些记忆。文化记忆理论的发起者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媒介主要有文字类和仪式类两种。因此，除了整理档案、撰写史书外，我们还应该设立纪念碑、博物馆、历史公园、庆典仪式、公共节日、纪念日等，让中外人民之间友好互助的集体记忆得以传承和发扬，让其植根于集体记忆之中，并最终转化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例如，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两个重大纪念日设立，不仅有助于中外人士铭记抗战中盟国的相互团结和支持，而且也是加强公共史学建设，增强命运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重大举措。另外，一些纪念馆有时还成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展示和强化共同友好历史记忆的纽带。
总之，我们要通过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史实的挖掘，将之演绎成中国故事，以公共史学的方式创新传播手段，让世界人民在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和中国人民的友善，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