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鲍立克在上海的岁月，如果停留在室内设计，而没有因缘际会地参与到宏伟的战后上海大都市规划之中，那么他在这座城市的印记远不如建筑大师邬达克。但现在，仅凭他在都市规划中带给上海的现代性方向和人文关怀，其影响和贡献已经足以比肩，甚至超越邬达克。
鲍立克1903年生于德国的德绍市附近德小镇罗斯劳。20岁时考入了皇家萨克森理工学院（后更名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后转入柏林工大，同时在家乡德包豪斯学校选修了部分课程，受到了包豪斯和现代主义的影响。毕业后，他在包豪斯创办人格罗皮乌斯的事务所工作，参与了居住区的建设管理。1933年，他应好友邀请来上海其所在的“时代公司”（Modern Home）负责室内设计。1936年底，他与弟弟鲁道夫・鲍立克和另一位美国建筑师汉斯・维尔纳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时代”公司，继续从事室内设计。新公司租用了静安寺路803号的同孚大楼1号的店铺，先后承接了许多私宅、公寓、公司、剧场的室内设计业务，并表现出现代主义的简约风格，他的客户中包括荣毅仁、孙科、姚锡舟、郭棣活等。鲍立克在上海的最初几年，是以一个室内设计师而为人所知。
1943年，鲍立克加盟圣约翰大学新成立的建筑工程系，并先后担任讲师、教授，指导学生学习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和都市计划，直到1949年为止。也正是他在圣约翰大学教授都市计划的这一经历，使他有机会参与二战以后启动的重建上海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一、把黄浦江岸线还给市民
“大上海计划”中运用了当时一些较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在上海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开创性。
租界设立后，上海一直分为华界、租界，租界里又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此城市规划一直不是统一的。华界从上海自治开始就启动城市规划，抗战前制定了以江湾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可惜抗战爆发后，未能完全实施。抗战胜利，租界收回后，上海才第一次有了统一空间的城市规划。
1945年10月17日，鲍立克作为上海唯一一位专业教授都市规划的大学教授，应邀参加了上海市工务局举行的技术座谈会。会议讨论了筹备设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并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也许是鲍立克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被委任为上海都市计划的技术顾问委员会技术顾问，先后参与了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二稿和三稿的讨论与编制。
对于上海未来50年的城市发展，鲍立克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判断。1946年1月，他在市政厅作“大上海之改建”的公开演讲，从城市规划的现代性出发，以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上海在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的地位为基点，分析了上海的城市功能和性质，谈到上海都市计划中应当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在区域与国际地位方面，他认为上海在全国各商埠中，地形优越，必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之中心，亦必永为东亚交通之枢纽。又如，在谈到城市人口问题时，他通过对乡村转移人口和城市自身内部人口繁殖的预测，得出结论：70后，也就是2016年，上海城市人口将达1300万，这与目前上海户籍人口数1450万是何等接近！基于他的人口数据，大上海都市规划制定时，就考虑要扩大上海市辖范围，北到长江，南抵乍浦，并上报行政院获得核准。只是由于江苏、浙江两省拖延应付，拒不执行，后因内战爆发而搁浅。再如，在城市的功能定上，他指出，上海将成为由港口带动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文化中心。上海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枢纽及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的地位基础之上。
在参与大上海都市规划制定中，鲍立克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
例如，在港口位置设定方面，抗战前的“大上海计划”是将港口设于吴淞口一带，不仅地价便宜，而且在租界上游，可以与租界沿江码头竞争。而孙中山在建国事业计划中，则从未来港口水深的角度出发，建议建东方大港于杭州湾的乍浦港。为此，专家内部一直存在严重分歧。鲍立克在计划初期比较认同孙中山的乍浦方案，后来由于乍浦迟迟没有划归上海，因此转而支持在吴淞口做集中的挖入式港口，反对在吴淞港与沿浦式码头之间驳运。个中原因除了考虑货物装卸的时效和市内交通的拥堵外，他认为集中式港口可以节约岸线，将黄浦江沿岸土地置换出来成为市民休憩之地，让城市回归人民。他的这一设想，直到今天才得以真正实现。
又如，鲍立克都市规划中，将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组织理念嫁接入上海，希望通过规划手段，将人口疏散、改善当时上海市区中心恶劣的居住状况。他主张使用小型卫星城镇以区域系统式环绕上海，各区间有隔离绿地农地，颇有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风格。同时，他在城市空间微观组织方面，提出了“邻里单位“理念。当然，在浦东开发方面，当时考虑到越江交通的困难，他并不主张整体开发，认为“一切进步是逐渐的。”总之，鲍立克在大上海都市规划中，将现代性理念不断介绍和融入到上海的未来发展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战后仅见的较为完善的大都市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描述了未来50年的大上海。
二、帮助犹太人反纳粹的上海德国人
虽然，鲍立克由于后来参与了战后大上海都市计划，使之被定格为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大师。然而，鲍立克在上海的生涯远要比规划师和设计师神秘而精彩。他是支持犹太人的反纳粹组织头目，也是上海外侨马列学习小组的骨干。
在上海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一直误将鲍立克视为犹太人。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鲍立克不仅在1933年沿着欧洲犹太难民逃亡线路来到上海，而且与上海的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他当时的女友，后来的第二个妻子也是犹太人。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鲍立克因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左派组织关系密切，同时与包豪斯师生中的共产主义者或犹太人来往较多，遭到了纳粹党冲锋队的暗示威胁，不得不乘意大利邮轮逃离德国，来到上海。鲍立克一到上海，就得到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关照，介绍他为“时代公司”赢得了利润丰厚的项目――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中国餐厅的室内设计。1934年，“时代公司”被沙逊家族收购后，沙逊更是提升鲍立克为首席设计师，并承担了大名鼎鼎的沙逊大厦和百老汇大厦的室内设计。从1935年起，他还在沙逊家族控股的著名木材贸易公司――祥泰木行任职。当1936年他创办“新时代”公司后，仍然与沙逊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是到了1940年，沙逊一度怀疑鲍立克作为德国人的政治立场而与欲其断绝商业来往时，鲍立克专门写信说明了自己一贯的反纳粹立场和对犹太人的支持。
1938年，鲍立克到上海5年后护照到期，由于他与犹太人的密切关系及其政治倾向，德国怀疑他是布尔什维克，领馆拒绝为他更新护照，从此，鲍立克沦为无国籍者。根据鲍立克写给沙逊公司朋友的信，其遭拒的8条指控中，有6条与犹太人和来沪避难的犹太难民有关。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指控他的妻子，其实当时还只是女友的西娅・赫斯是犹太人。事实上，直到1941年他才与滞留德国、分离8年的妻子离婚，在上海与德籍犹太人西娅正式注册结婚。此外，还指控他的公司雇佣了两名犹太人、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商业往来、帮犹太难民介绍工作、与上海犹太人的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合作，提供舞台设计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鲍立克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却在上海领导了一个以德国犹太难民为主的地下反纳粹的组织。该组织的犹太难民经常与一些同情犹太人的德国人接头，其中就包括在上海的德国海军谍报官员西金夫、德国驻天津总领事魏德曼等。由于有这样的内线，所以在日本人下令没收一切短波收报机和收音机前，犹太难民地下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得以把自己的许多机子藏起来。这些机子连同塔斯社的新闻，是难民的主要信息来源，使他们不断地得到有关战局，尤其是欧洲战场的消息。这个地下组织还经常用传单向难民散播重要事态发展的情况，甚至与工部局警方的印度巡捕合作，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为盟国工作的。有一次，他们合作营救了几名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使他们从提篮桥监狱单人牢房脱逃到中国的大后方。
当然，也正因为他与犹太难民的密切联系，特别是领导了犹太难民为主的反纳粹组织，二战结束后，1947年当他获得一个赴美交流机会，并由于无国籍身份遇到签证困难时，救助上海犹太难民的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远东国际难民组织那里获得了他一贯“反纳粹、反希特勒”的立场证明。
鲍立克之所以在上海积极帮助犹太人反对纳粹，也是与其左翼进步思想相契合的。他到上海后，继续坚持他的政治理念，并积极参与到上海的外侨马列学习小组的活动之中。1934年秋天，在宋庆龄的倡导下，上海的进步左翼外侨在上海建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有德籍犹太人希伯和英文《大美晚报》编辑巴林博士负责，主要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研究国际时事，探讨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发展，苏联的建设经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等。参加学习小组的还有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耿丽淑等，后来欧洲犹太难民中的不少左翼人士也参加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为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
鲍立克在同孚大楼的公寓里收藏有大量马克思主义读物，成为左派活动家的图书馆。鲍立克的家常常是各类政治人士的沙龙，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成员。例如，他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史沫特莱经常去他家。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她决定离开上海，鲍立克还曾在家里为她开过欢送会。他与马列学习小组负责人希伯关系也十分密切，希伯与史沫特莱的许多会面在鲍立克家中举行。德共党员、《上海苏联之声》负责人瓦尔特・舒列克也回忆道，正是在鲍立克的家中见到了希伯，以便利用后者的渠道联系塔斯社和中国共产党。此外，他还以彼得・温斯洛的笔名为在上海出版的进步杂志《中国呼声》撰稿。
三、留下杰作的外侨建筑规划师群体
鸦片战争后上海的逐渐崛起和兴盛，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曾经吸引了大批外国建筑师、设计师、规划师来到这里一试身手。鲍立克只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其作品保留至今的极其罕见，但他参与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及他作为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授对中国城市与规划的人才培养所留下的非物质遗产十分丰厚。
而作为建筑设计师的邬达克，从1918年到1947年，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25个项目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包括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等。
奥地利犹太建筑师冈达（Gonda）曾在维也纳和巴黎接受教育。1919年来到上海加入了著名的公平公司，并于1922年4月创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专门承接建筑业务，赢得了许多设计竞标，如南京路上新新公司百货和旅馆项目近200万美元的标的。1923年，他当选为厦门大学荣誉建筑师。冈达还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曾应上海犹太富商嘉道理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代表本逊博士的请求，为嘉道理在巴勒斯坦的花园城市计划作规划设计。
毕业与德国一流大学的土木工程师杜斯特，曾在标准石油公司中国分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负责建筑工作。在积累了10多年经验后，于1932年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开设了自己的办事处，为土木工程提供咨询，其中包括港口工程、城市规划、工厂和办公楼设计，公寓楼设计等。
建筑师加布里尔A・拉宾诺维奇在圆明园路133号设有自己的设计所，为建筑开发提供咨询，免费提供建议，咨询和草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英国的建筑师雷士德，他的事迹十分感人。他从1867年27岁时来到上海，直到1926年去世，在上海一直生活了整整59年，不仅是上海最早的建筑师之一，负责过租界工部局的规划和建筑监督，创办了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德和洋行，设计了先施公司、字林大楼、仁济医院等著名建筑，而且还将投资房地产的所有产业死后全部委托租界工部局管理，规定必须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工部局为此专门设立了“雷士德基金会”。这一基金会迄今还积极资助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他在遗嘱上写道，财产分配给仁济、同仁等医院及盲人院，还设立了专门给黄包车夫的“上海车夫福音会”。特别是他在遗嘱中明确说明要在上海建立一所医工学院，这就是后来的雷士德工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在今天长治路的海员医院和北京西路的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就职。雷士德一生未婚，把上海视为他的故乡。他在遗嘱首页动情地写道：“在将近60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点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是个大舞台。大量外侨曾被这个舞台所吸引，也曾在这上面走台，演绎各自的人生故事。不可否认，不少外侨在上海开展掠夺性的经营，发了不义之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纸醉金迷，世风浇薄。但也有不少，特别是一批知识和文化精英，就如同外侨建筑规划师群体，他们不仅在上海收获了财富，也贡献了智慧和心血，留下了精品杰作，并且深深地爱上这一城市而不愿离去。他们是这座城市成长的一部分。当我们回望上海历史，理应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作者系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来源：文汇APP.2017-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