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吴越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但创新作为一种能力，并不是凭空生长的，繁荣的背后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土壤的孵化。《创新的族谱》一书作为“全球创新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带领人们寻根溯源，探寻以色列高科技行业创新文化的孕育和传承。
资源匮乏的小国以色列，如何成为全球创新的领袖？其高科技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族谱”演进，如何缔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丛书主编王健试图从以色列经验中找出有助于我国当前创新发展的借鉴意义。
创新，不是“看热闹”
读书周刊：本书作为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聚焦了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演进，最初为何会将目光投向以色列这个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所关联？
王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出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国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背景下，目前有关创新的书尤其是介绍国外创新经验的书虽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描述，很少会去探究一个行业内部创新繁衍的内在机理和组织文化。但随着“双创”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人们有必要更深入地去理解并且认识到，学创新，不只是“看热闹”。
聚焦以色列，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独特的做法，一直备受关注。对一些读者来说，以色列的创新故事其实并不陌生，比如《创业的国度》这本书就很受欢迎，出版后加印了很多次。但这一次，我们走得更近，聚焦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深入探寻产业发展历史起点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发展初期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体察这些方面的优势对今日造成的影响。
同时，以色列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在创新研发、市场、资金方面，以色列和中国具有互补性，值得我们重视、学习。
读书周刊：以色列人向来善于经商，有重商传统，书中也将个体企业称为“勇敢的先锋队员们”，认为他们“调动国家的特殊资源、人力资本和文化多样性”促使了高科技行业的良好发展。以色列创新的成功，是否与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有关？
王健：个体企业家的确是推动经济、特别是创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以色列的创新发展可谓“双管齐下”，一方面依托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一方面随着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整合各种资源。可以说，创新和敬业的精神就是以色列的企业家精神，而这种精神使得他们在全球产业转型发展中走得踏实、稳定。
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有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军队对本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以色列，没有参过军，就意味着没有较为完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很难接触到最尖端、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相反，军队出身的企业家本身就是优秀人才，有着过去积累的人脉、技术的天然优势，再加上自身具备的责任感和团队协作意识，因此更容易在创业后迅速站稳脚跟。
读书周刊：中国过去也有徽商、晋商名扬天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国历来也有培育企业家和创新精神的土壤？
王健：是的。中国历史上出过很多有名的商帮，但近代以来，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的商人精神逐渐消失。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又看到中国商人开始重新崛起，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正经历着“萌芽、开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该虚心学习经验和教训，抓住机遇，推进“双创”。
“逆袭”，也是绝处逢生
读书周刊：书中提到，以色列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却成为了全球创新的领袖。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资源短缺其实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以色列的成功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王健：的确，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下一步怎么走、走向何方的时刻。纵观全球创新发展史，除了极个别的“先见之明”外，可以说很大部分的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环境的压力、资源短缺的压力逼迫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奋力一搏，随后“逆袭”成功。
以色列的情况更是如此。那里的企业家有这样一句名言：以成功求生存。我们梳理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能发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以色列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后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又在90年代初遇到了很大的瓶颈，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比如说，经济转型带来的高达400%的通货膨胀，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失业之痛”，以及当时北部的黎巴嫩对其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等等。
所以，以色列那时的创新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不得已而为之。
读书周刊：具体而言，以色列当时出了哪些招儿，打赢了这场“硬仗”？
王健：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出台瞄准了方向，扶持了创业者，对企业市场化进行了有效引导。
对很多国家来说，移民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50万苏联新移民一下子涌入，给本来就业岗位就少的以色列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但后来，以色列政府改变消极态度，积极鼓励这批专业水平较高的苏联移民进行自主创业，借助了科技革命的东风化“负担”为“福利”。
同时，以色列于1993年大胆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基金，拿出了2亿美元“试水”。还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制度，让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个“首席办公室”，负责出谋划策。随后，通过国际网络的推广，积极吸引海外资本尤其是犹太资本，一步步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军企业孵化出来。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善用移民人才、放眼全球合作的做法给以色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王健：是的。创新面前最可怕的障碍就是秩序，创新思维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对外交流，就很难产生有效的碰撞。以色列人口的90%是移民，他们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他们人尽其才，才能为以色列的创新带来多样的文化和广阔的视野。
此外，创新不能固步自封，必须要掌握国际科技的前沿，才能在比较中创新。
对以色列来说，由于国土面积有限，人才、资本有限，必须放眼全球吸引人才和资本，同时要把转化的科技成果推向全球市场。
未来，全民参与是关键
读书周刊：本书深入分析了以色列创新企业的族谱和文化基因，研究过程中，对于未来的创新发展是否也提出了一些疑问？
王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以色列的创业成本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以色列目前的国民创业活跃度下降至不到50%，年轻人的创业激情不比当年，说明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无法参与到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去，与社会脱节了。
读书周刊：以色列遇到的问题，能够给我们国家什么样的警示？
王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今年受到了很多关注，其中讲到机器人智能化的时候就提出，它的问题在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这告诉我们，创新产业未来的发展在于提高国民的参与度，背后涉及的社会劳动力供给和分配，以及教育资源的普及、平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各种新出现的、过去存在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还是要靠教育。只有提高教育的广度和精准度，才能促使民众更好地参与到创业产业中来。高校应该加强创新创业课程的设计和扶持，请更多的创业者、律师、版权专利专家来指导未来的创业者。
同时，也要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平衡，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和创新集群。在经济发展中效率很重要，就业问题同样如此，若是不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产业发展势必也会遭到影响。
读书周刊：上海这座城市又该如何把握好创新的时代机遇，扬长避短？
王健：上海的情况和当年的以色列其实是相似的，要成为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必须“背水一战”。
上海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的转化，在各个高校、科研单位成立相应的版权转让、专利转让机构。以色列的大学很早就建立了这种机构，比如希伯来大学成立的伊素姆公司（希伯来语中，“伊素姆”意为“实现”），在全球生物科技专利排名中位列第12位。该公司基于专利和产品发明，每年产生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同时又成为大学进一步开展研发的资金来源之一。
政府在为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时，不要被一时之利所蒙蔽。以色列成立全球首家风投资本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自身的盈利，而只是做政策的引导和托底，等私人资本进入后，政府又以很低利率的盈利转让给私企，完全退出。政府甚至愿意为一些基金投资的失败承担15%-20%的损失，因为他们认为，投资失败并不一定是因为产品不好、技术不好，这一次的失败可以成为下一步创业的基础。这种包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0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