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报告主要针对1870年寓居上海的苏格兰裔侨民H. Lang，应上海侨民团体之邀，为纪念上海开埠三十周年撰写了一部长篇讲稿《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书稿详细记述了上海开埠前后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从多个视角揭示了近代上海社会的新陈代谢。1875年，作者将修订过的书稿交付上海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印书馆出版。该书框架鲜明，条分缕析，对于上海史和近代史研究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H. Lang对上海侨民的国籍、年龄、职业等做了分门别类的统计，对上海和伦敦同一时期的物价指数和居民购买力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几乎每一项统计都精确到了个位数。在书稿的结尾，作者甚至提出了一系列不乏真知灼见的“大上海”计划，诸如外滩的改造，市区到青浦的筑路工程，以及筹建市民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少方案后来成为了现实。关于上海开埠历史的研究，该书不应被忽略。
秦蓁讨论了在深度搜索、广度搜索使得大数据集中成为可能的背景下，应用计算机技术检索史料、收集信息，使得对史料的获取和把握与传统考据学时代大为不同，业已带来史学方式的革新。本报告通过两个例子：一为从日本“内藤文库”中辑佚，一为《王阳明全集》之辑佚，来探讨在大数据时代，“定是非”和“别真伪”的模式、方法和得失所在。综而言之，即便假设数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能够得到保证，跨领域的数据检索亦已经实现，若非调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结论依然落在天际之外。
罗婧首先提出了“遗产”的概念的出现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定义其自身的传统和身份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在米兰发展了与语言学研究类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语言文献学方法”(philological)。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意大利造成了巨大灾难，建筑修复的原则再次被提上日程，“批判式修复”（restauro critico）成为主导。20世纪下半叶，古斯塔沃•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 1873-1947)定义了城市保护的工具，强调批判和科学的方法，进而为“科学修复”（restauro scientifico）打下了基础。随后《雅典宪章》和《威尼斯宪章》从单个建筑的保护向城市或乡村环境保护过渡的重要转折。
上海虽然成为经济、金融、商贸等中心，但是自1949年后逐渐失去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丧失了原先的新闻出版中心、文学艺术中心、教育中心，不仅如此，世界遗产在上海的缺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大城市罕见的现象，提升城市文化成为上海迫在眉睫的任务。这需要我们争取挖掘历史，探索上海城市密切相关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保护。(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