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7日，“史林讲坛”第五讲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邀请到了牛津大学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报告其最新研究“1792年伦敦的中国人和知识流动的障碍”，熊月之研究员主持。
沈艾娣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辛亥革命、民族主义、20世纪的儒教、天主教、中欧关系，以及山西省历史等。此次报告与她最近对马戛尔尼使团和小斯当东的研究相关。她首先介绍了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两个中国翻译：柯宗孝与李自标的故事。二人均是天主教徒，1773年被带到那不勒斯的圣家书院学习。这是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设立的学校，由教廷传信部支持。马戛尔尼不希望由葡萄牙人担任翻译，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亦不佳，不想要广州公行中的翻译。马戛尔尼使团中的斯当东（Leonard Staunton）是出生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基督徒，他认为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中国学生较为可靠，因为他们与葡萄牙人无关；同时他也需要能说北方官话的中国人。柯宗孝（北京人）和李自标（甘肃武威人）正符合他的要求，同时，他们也是受过教育、通晓拉丁文的人，被视为“绅士”，因此他将二人带回自己在伦敦的住处。
柯、李二人在伦敦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此期间他们还结识了当时在伦敦教授意大利语的Antonio Montucci，后者对汉语很有兴趣，向他们请教，还获赠一本《正字通》。Montucci在汉语上用功甚勤，但是从他后来的著述可以发现，他根本对此没有入门。
沈艾娣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18世纪末在伦敦学习汉语这么困难？当时在伦敦，可以学习波斯语、孟加拉语，都有语法、课本和教师，但学习汉语非常艰难。天主教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很高，可是仍然无法产生语言的交流。她指出，其一是耶稣会和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不出版相关的语言教程，他们学习语言是为了传教和礼仪之争，后者涉及耶稣会在欧洲的权力与钱。礼仪之争失败后知识就隔断了。另一方面，当时中英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商人、仆人、海员等都具有语言的能力，但这些知识都是隐形知识，无法传承。而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不能运用于中国，他们学会中文后仍然只能和商人交流，不能结识官员，也使他们学习语言的热情降低。关于隐形知识，沈艾娣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在18世纪的伦敦生活着一个中国水手John Anthony，他经营着一个水手宿舍，在法庭档案中出现过，这说明当时的伦敦有学习汉语的可能，但这些底层的知识无法进入如Montucci这样学者的世界。
最后，沈艾娣教授提出问题：为什么一些知识能进入外交关系，而另一些不能？18世纪还是绅士的世纪，阶级地位、个人关系和绅士的社会网络是很重要的，还无法利用穷人对世界的知识，科学史与语言学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在18世纪，通晓拉丁文的中国人同样被视为绅士，到18世纪末，英国开始设置机构收集别国知识，他们不再相信绅士，而只相信自己国家的人。
（施恬逸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