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十余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明人汉史学研究》时，涉及《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学问的评价，以及明代著述辨伪方面的内容，故而对司马朝军先生的相关著述研读较多，受益良多。司马先生在四库学、文献学、学术史等方面皆卓有建树，成果丰硕，曾撰有《<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文献辨伪学研究》、《文献学概论》、《子略校释》、《日知录解读》、《日知录汇校集释》、《�轩语详注》、《黄侃年谱》、《黄侃评传》、《国故新证》、《国故新衡》等数十种著述，主持《文献辨伪书系》、《黄侃全集》、《章黄学派文库》等重大学术工程。近日得读司马先生新著《<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煌煌三巨册，深感其广征博引，笺注详深，辨驳入微，考证精细。因学识有限，难能对司马先生大作有所评介，兹将读后之感略表一二，以飨学界。
开篇系统辨真伪
《经解入门》八卷，原书题名江藩撰，卷中内容均以醒目标题显示所论内容，诸如“群经缘始”、“群经源流”、“群经辨异”、“历代经学兴废”、“南北经术流派”、“经与经相表里”、“解经不尚新奇”等。周予同将其列为群经通论性质的著述，言其便于初学者使用。《经解入门》“文字浅显，条目清晰，就其所抄各书而论，亦是名家所作，的确能起到指导治学门径的作用”。“在今天还没有一部好的《中国经学史》出现之前，此书与皮锡瑞《经学历史》一样，仍有助于学习者与研究者参考”。鉴于《经解入门》便于普及经学知识，颇受世人欢迎，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其刊印本有十余种。不少学者将其列为江藩的学术成就，并以此研究江藩的学术思想。
但是，有关此书内容及其撰者，学界还是有不同观点。如果不辨其真伪，以《经解入门》中相关内容来研究江藩的思想，岂不是张冠李戴？漆永祥教授较早发现《经解入门》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间的关系，经过详细辩驳，认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系因袭江藩而成。接着，司马朝军教授从《经解入门》的版本、阮元所作《经解入门序》、《经解入门》多记江藩身后事、与江藩殁后著述多雷同等六个方面论析，指出《经解入门》系抄袭《古书疑义举例》。与此同时，谷建博士的《<经解入门>辨伪》一文从《经解入门》著录与版本情况、《叙言》破绽、记载舛误及抄袭他书四个方面论析其为伪作。随之，伏俊琏教授认为《经解入门》不是江藩之作，系崔适所作。傅杰教授经过考证得出《古书疑义举例》袭《经解入门》说源自刘声木。刘建臻教授从《经解入门》抄袭《经义述闻》、不明家学师承、学术分类混乱、记有身后之事四个方面论析其为伪作。王应宪博士的《<经解入门>三题》对《经解入门》的刊行情况、作者加以辨析，认为此书的作者应该是崔适。近二十年，学界围绕《经解入门》的真伪及其作者纷纷展开辨析，可谓中国当代辨伪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其间，司马朝军教授于此书的辨伪着力最多，相继刊发系列文章予以探究。
经过十多年的探研，司马先生在《<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的前言部分，从十个方面分别论析《经解入门》的版本来历不明、阮元所作序不足为凭、徐仪吉所为跋多不实之词、多记江藩身后人事、多与江藩殁后著述雷同、与《国朝汉学师承记》所载多相矛盾、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条例不尽相同、卷八所附选文皆伪、未流行于清中叶而盛行于清末、学术分类思想与所处时代不合，在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的勘校比对，将《经解入门》系伪书一案坐实。尤其是论析“多与江氏殁后著述雷同”、“与《国朝汉学师承记》多相矛盾”，更是剖析入微，论辩有据。最后，逐条辨析学界有关《经解入门》作者系崔适、章炳麟、缪荃孙之说的不妥，确定其真正编者是晚清的凌赓�，崔适可能参与相关编辑事务。
万卷瑶编作郑笺
注解之学，向自有之，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世说新语注》、李善《文选注》及《史记》三家注等皆为注解之名篇。对古籍如何注释、笺注，冯浩菲先生的《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一书论之甚详。但是面对不同的古籍，整理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及著述目的而笺注之，并非墨守某一成规。
《经解入门》卷一《注家有得有失》云“经非注不明，故治经必须研求古注。云注家者，举凡释经之书，若传、若笺、若疏而赅言之也。然注家之得失不知，则胸中之去取无据，平日无所致力，临时无所折衷”。司马先生颇得注经之道，《<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中对《经解入门》的注解，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其一，脚注中着眼于版本，悉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如卷一“群经辨异”条“广文本刊语云：‘所说’疑当作‘所记’”（第14页）、卷四“说经必先通训诂”条“‘将’原本误作‘收’”、“‘算法约数之率音类’原本误作‘算法约率音律之类’”（第143页）；其二，笺注所占篇幅居多，主要是对人名、著作、生僻字词及特定词语予以解释，其中对著作的阐释多参依《四库全书总目》、正史及相关著述的序跋，且处处闪烁着作者治学之所得。其三，附录多是对原文予以宏观论析，或广征博引古人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附录相当于补正，弥补笺注之不足。卷四“经与纬相表里”的附录中征引朱彝尊《经义考》、何焯《义门读书记》、黄恩彤《鉴评别录》、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其四，以“今按”、“又按”形式直抒己见，在按语中归结或提炼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尽显作者之鉴识。
司马先生对《经解入门》的注解颇具特色，主要体现在征引资料宏富，无论是“笺注”中对相关知识点的注释，附录中对相关问题的补正，多是广征博引，尽显“万卷瑶编入眼空”的特点。同时，在注释中没有满足于一般性诠释，而是处处有己见，篇篇显折衷。为初学者了解相关经学知识，提供必备的有益借鉴，可谓学习《经解入门》之筌蹄，研治清代经学史之津筏。
辨伪存真求史源
史籍辨伪由来已久，“萌芽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清代濒近于成熟阶段”。而从事辨伪学的相关研究，非博学有识者难以胜任。司马先生在辨伪学方面成就甚多，体会亦深，如其所言“文献杂真伪，真伪殊难辨。真书多鬼话，伪书或可观”，“辨伪之事，谈何容易！不深知辨伪之害者，不能得辨伪之利”。鉴于此等认识，《<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一书对《经解入门》逐篇予以史源考察，辨其真伪。在《经解入门》内容的辨伪方面，司马先生主要利用史源学的方法，逐一比对，用功甚多，“作伪者前后抄撮之书达四十余种，但辨伪者所搜检之范围，必十倍不止”。他遍检清代经学文献，诸如《清经解》正续编及三编、四编，又通检民国时期的经学著述，最后扩大范围，遍及四部文献，且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进行穷尽性检索，备尝大海捞针之苦，也享受碧海掣鲸之乐。
司马先生对《经解入门》的内容不仅辨其伪，而且于每篇篇末以“本篇结论”或于其间以“今按”的形式，揭示其作伪的情况，类似《史记》“太史公曰”、《资治通鉴》“臣光曰”发凡对诸种作伪表象的看法。指出《经解入门》的作伪手段，诸如“明引”、“删去作者之名”、“直接抄”、“间接抄”等。
对于《经解入门》如何杂抄他书，司马先生虽然没有予以系统论析，但从相关单篇剖析中，我们亦可以发现其用力之勤。“群经缘始”条“抄自《礼记》、《初学记》、《考古类编》、《困学纪闻》、《日知录》、《经典释文序录》等，多为明引，惟将《日知录》改为《读书记，未免掩耳盗铃》”（第235页）；“古书疑例”条“大致抄自《古书疑义举例》。二者同者73例，异者10例”（第266页）；“历代石经源流”条“前半部分抄自《石经补考》、《困学纪闻》，后半部分直接抄自《古今释疑》，间接抄自《榆墩集》。《古今释疑》在抄《榆墩集》时略有删改，并有讹误，而本篇竟然与《古今释疑》完全相同，连错字都没有改正”（第276页）；“两汉传经诸儒”条“近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远袭《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其实，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焦袁熹《儒林谱》等，也不过是《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的翻版”（第294页）等。尤其是“古有六书”条，司马先生经过仔细辨析，指出“《古有六书》决非江藩所作，而是作伪者抄袭王筠《说文释例・六书总说》而成。具体而言，其作伪的手法为：第一删去‘筠按’字样，抹去王筠的痕迹。第二，删去‘段茂堂（即段玉裁）’、‘严铁桥（即严可均）’等字样，抹去王筠同时代人的痕迹。第三，删去‘印林（即许瀚）曰’，抹去王筠著作整理者的痕迹。第四，删去无关紧要的段落。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经解入门・古有六书》是王筠《说文释例・六书总论》的删节版”（第371页）。
司马先生以辨驳入微的方法，层层剖析，使《经解入门》史料出处了然于天下，使一些不妥的观点得以更正。如有关《经解入门》与张之洞相关著述的关系，民国学者冯君木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张文襄（即张之洞――引者注）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轩语》及《书目答问》二书可知矣。且《�轩语》直抄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经过司马先生的系统辨伪，谁抄谁的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别建裙楼理经学
《经解入门》卷三《国朝治经诸儒》言“穷经之士，莫盛于我朝。其专门汉学，自昆山顾氏、太原阎氏倡之于前，而诸儒继之于后，魏、晋以下无匹焉……兹于《师承记》外，记录诸儒姓氏，俾学易于寻检，而《师承记》所已见，亦备录焉。”（第58页）按《经解入门》所列清代“穷经之士”202位，只是简单列举其姓名字号，仅具其轮廓，可谓至简矣，难以窥见清代治经学者之全貌与细节。司马先生鉴于《国朝治经诸儒》“所列名单较为完备，且具有学术眼光，惜无人为之作郑笺，今不避繁琐之讥，旁征博引，广为增订，于主楼（指《经解入门》）之外，别建裙楼（指《研究资料汇纂》）”，并使之成为“拟撰《清代经学学案》之草案”（第439页）。司马先生正是建构于力图撰写《清代经学学案》的基础上，详细梳理相关史料，对清代治经诸儒的生平及其代表性著述进行学术史的整理，并以“按语”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见解。
像对顾炎武生平的介绍，司马先生征引《清儒学案》、《清史稿》、《清史列传》、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全祖望《鲒�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三《顾宁人小传》、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卷十六《顾处士炎武》等相关著述，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叙述，不仅征引《亭林诗文集》中内容，还参考章学诚、包世臣、章炳麟等人对顾炎武的评论，最后还通过“按语”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地论析了顾炎武的治学特点。（详见第440―451页）
司马先生正是依照上述例子对清代治经诸儒逐一予以评介，其间不仅征引众多史料绍介传主生平，而且对传主的著述研读较多，可谓做到有的放矢之评析。其“按语”颇具参考意义，如“戴震”条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颇具原教旨主义色彩，其实较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均相去甚远。乾嘉之际，由理学转向朴学，或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窃以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大倒退。戴震被拔高甚至被神化，这是现代学者制造的一大神话。戴震的历史作用应当重新评价。清代学术史的中心人物是顾炎武而非戴震，戴震只是发挥了顾炎武学术中的一小部分，而忽略了其中最根本的东西。戴学从顾学中来，但远没有顾学的博大气象与经世风彩。”（第694页）此种论断对于戴震在清代学术史中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有助于学界了解清代经学史中的不同侧面。
“别建裙楼”的学术史意识在书中亦多有体现，有关“说经必先通训诂”条，司马先生例举叶昌炽、邵晋涵、查慎行、郝懿行、江藩、李元度等人的观点（详见第335―336页）。关于程瑶田“读书必先解字”的说法，司马先生对此问题作了细致梳理，历述韩愈、魏了翁、朱光家、缪希雍、项�、陆世仪、洪亮吉、李兆洛、包世臣等人的观点（详见第677―678页）。
笃实治学彰特色
辨伪求真是司马先生的治学法宝，曾言“寒窗冷凳燕闲度，辨伪存真墨两行”，“实事求是，治学法宝”。对于当下学界之乱象，司马先生认为“浮而不实，哗众取宠，显然有悖于实事求是之治学宗旨”（第1320页）。正是缘于求是的治学精神，司马先生近二十年孜孜不倦于文献辨伪学研究。在对《经解入门》进行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司马先生始终以求是为原则，以求真为目的，难以定论者则阙疑存疑，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司马先生对《经解入门》进行辨伪时，是本着审慎求是的态度。对“群经源流”条辨伪时，言“此语未明出处，疑为作伪者所加”（第237页）；“群经古文今文”条有“此段查无出处，疑为作者自拟”（第248页）；“古经佚文”条之“本篇结论”云“《古经佚文》篇例证全部节抄自《经义考》。但首尾两端查无出处，疑为作者敷衍成文”（第269页）；“经与经相表里”条有“今按此段尚未查到出处，待考”，“本篇结论”云“《经与经相表里》篇的基本观点抄自《�轩语》，但其细目尚待考证”（第319页）等。在《经解入门》的整理中类似这样待而不定，疑似之间，司马先生没有以己见定论，均采取求是存疑的方式处理之。尤其是《经解入门》辨伪部分最后有一附录“《经解入门》待质录”，司马先生言“近二十年来，笔者为《经解入门》的真伪问题绞尽脑汁，虽取得重大突破，大体可以结案，但仍有少数条目查无出处，别纸录出，题为《待质录》，望天下同道协力攻关。”（第430页）“待质”条目虽仅有六条，于《经解入门》一书可谓微矣，司马先生仍是逐一列出，足见其治学求是之精神。
在求是求真的前提下，司马先生研治《经解入门》比较有特色，即以四库学为核心延及相关研究。司马先生在“四库学”方面成就甚多，尤精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爱屋及乌，在辨伪学方面，司马先生诸多辨伪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线索，或是参依《四库全书总目》予以辨伪。诸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评析》、《<四库全书总目>辨伪方法释例》、《<读升庵集>真伪考》、《<野处类稿>真伪考》、《<黄陵庙记>真伪考》、《<伪书通考>史源考》、《<经史杂记>真伪考》、《<乐庵语录>真伪考》等在辨伪方面多和《四库全书总目》有关。而《<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一书，在许多方面也体现了司马先生的“四库学”情怀。在《经解入门》笺注中，司马先生对于诸多著述的诠释、评判是参依《四库全书总目》或《文渊阁四库全书》卷首提要的观点，诸如《经解入门》卷一《注家有得有失》中对《周易正义》、《尚书注疏》、《礼记集说》、《春秋左氏传注疏》、《春秋释例》、《古文孝经指解》、《孝经刊误》、《论语注疏》、《论语笔解》、《论语全解》、《孟子正义》、《孟子疏》、《尔雅注疏》、《尔雅郑注》、《白虎通义》等的注释（第22―28页）。在《经解入门》辨伪上，司马先生主要从版本、序跋、史实、编例、称谓（情理）等方面予以辨伪。司马先生在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时指出其辨伪方法是根据文本、作者、著录、比勘（对勘、引文、因袭）、佚文、编例、名物制度、情理及其他（情理、史实、综合），“《总目》在辨伪方法方面比较全面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前人所用之法，几乎都可以在《总目》中找到例证。”因此，司马先生对《经解入门》的辨伪，在方法上应该会借鉴《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
结 语
《<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一书从对《经解入门》的系统辨伪求真、详细笺注、史源考察及经学史梳理，使《经解入门》的真正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经解入门》一旦证伪之后，便可以客观地彰显该书的价值。《经解入门》刊出后，备受学人关注，说明此书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在编纂学方面、在经学知识的普及方面应该予以进一步探索。还有《经解入门》卷六《国朝治经诸儒》中所列学人绝大部分属于江浙、安徽人士，这与编纂者的地域倾向是否有一定联系，亦是值得考察的。
要之，司马先生以浑厚的文献学功夫，严谨的辨伪学方法，系统的经学史梳理，使颇受争议的《经解入门》现出真身。《<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可谓是司马先生对清代经学史别样处理的一个成功典例，为学界探讨清代经学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作者为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