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之地，国内大多数地方还面临发展不足之时，这里已经遭遇到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中国最早的煤气厂、电力厂、机器棉纺织厂等都出现在上海，机械、钢铁、化工、冶金、纺织等新式产业在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污染、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甚至土壤污染等危害。作家叶灵凤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环境：“虽然中国没有工厂烟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立在上海的屋顶上要想没有烟囱遮断你的视线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一条污沌的苏州河，西段几乎完全给工厂占住了”。苏州河附近化工厂导致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尤为严重，因为上海人称化工厂为药水厂，工厂附近一条被污染笼罩的临河小路甚至被称为药水弄。
上海是近代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开埠不久的1852年为54万余人，至抗战前达到385万余人，到解放前夕已达到545万余人，长期保持中国第一。据1950年统计，上海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5.2万。大量人口聚集于此，让城市污染的危害尤为显著，近代上海经常爆发霍乱、肺病、痢疾等疫病。城市人口每天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垃圾、烟尘等污染没有合理的处置，也让生活环境雪上加霜，使上海居民不得不直面污染的治理问题。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西学东渐之后海派文化崛起，大量的西学著述传播入沪。在报刊、书籍、杂志的介绍与宣传中，上海市民开始从现代科学知识里认识到城市污染，意识到噪音、煤烟等是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的源头，需要抵制。
上海又是近代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面对城市污染这种共同的生活威胁，中外居民开始共同为上海的环境努力。各界政府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治理制度和政策，民间出现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环保组织，也使环保相关的产业开始兴起。
外侨通过噪音认识到何为上海人
华人面对噪音开始了文明大讨论
五口通商后，大批外侨移居上海，已具有噪音污染观念的欧洲侨民，初始对上海的噪音问题就没有忽视，1845年的《土地章程》里就有禁止“肆意喧嚷滋扰”的规定，然而这座东方城市的噪音很快让外侨们感到崩溃。
最初的噪音主要来自人的声音，如黄浦江码头苦力的号子声、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街巷里居民的争吵声。随着城市繁荣和照明技术发展，上海的夜生活愈加丰富，深夜从灯红酒绿的商业街回家之人日益增多，给道路旁的居民带来糟糕感受。1879年的一个夏夜，一名被噪音折磨得失眠的外侨走到阳台上，从晚上至凌晨认真数了经过家门口的人力车情况：12时半至凌晨1时半，共有51辆人力车经过，其中40辆车搭载了两个人，大部分乘客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或者受到其他刺激物而情绪激动；1时半至2时半，共有32辆人力车经过，几乎所有人力车都搭载两人，而且几乎所有乘客都大声喧哗。
外侨们最初看来，上海的噪音基本由中国人制造，可能与中国人的习惯有关。一名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写道：“几乎每个中国人与朋友在街道上聊天时都用最大的音量。他们不是说话，是嚷嚷，激动时嚷嚷就变成了大叫”，因此“上海一条街道的噪音比本国一整座城市的噪音都要多”。
20世纪初汽车进入上海并数量猛增，喇叭声又成为噪音污染的一大热点。一位早上坐出租车上班的外侨，在3.5英里的路程里记录下中国司机总共按了343次喇叭。通用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记者，他从未见过哪座城市像上海这样如此痴迷于鸣喇叭，国外城市如果按一次喇叭，上海这边可能已经按五十次了。
为什么上海司机热衷于按喇叭？许多外侨在街头作了细致调查，有一种结论逐渐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汽车噪音是由“上海人”的“焦虑不安而难以自持”所导致的。焦虑不安的既是司机，也包括上海的行人，行人和人力车夫的焦虑不安导致了交通阻塞，更加剧了司机的焦虑不安，喇叭声其实是一种粗鲁的让路命令，是上海司机养成的“路怒症”。这种焦虑不安，正是上海这座忙碌的大都市导致的现代病。外侨们普遍感到，外国人到上海之后也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所以是患有焦虑症的“上海人”，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人制造了噪音。《字林西报》这样评论：“上海之所以会出现滥鸣喇叭的现象，验证了拜伦那雄辩的哲学思想：对于一颗忙碌的心来说，安静就如同地狱。司机必须快速启动，要是有行人或是人力车夫挡道，就只能拼命按喇叭，直到他们在众多喇叭声中听见我的喇叭声。”
中国古代文人有喜静的传统，也将“聒噪”看成是一种扰乱秩序的行为，但是很少将噪音视为一种涉及身体健康的公共危害，最初上海居民对于外侨对噪音的反感和治理并不理解。1873年2月的一个夜晚，居民施仁桂等八人在一位唱书人家里听书，因高声喧哗，被难以忍受的外侨房主通知巡捕解送到会审公堂。会审公堂的中国官员详细询问了案情，认为这八人既没有毁坏东西，也没有殴辱他人，似乎并无理由被羁押，也许因为施仁桂等是公门中人，与唱书人有积怨，因此被其撺掇外侨陷害。可见，中国官民并不将噪音认定为等同于伤人、盗窃之类的城市危害。租界政府以噪音为由大面积禁放爆竹时，中国官民也认为此是中国风俗，“无足深究”，甚至对汽车、机器等发出轰鸣声的新鲜事物，抱有“这般机巧费猜疑”的强烈好奇心。
至20世纪，上海居民对噪音的认识开始转变。一方面是见惯各类器物之后，新奇感消失，对嘈杂闹声的负面感受增多了。一方面是现代物理学、医学方面的大量西学知识传入，让中国人知道噪音是客观存在的实质性健康损害，既不是外侨的矫情与脆弱所致，更不是与文化习俗相关的主观臆断。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对上海的噪音现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初很多知识人将上海与内地对比，噪音被视为代表上海先进、科学、文明的标志，在一篇题为《都会与噪音》的文章中，作者沾沾自喜地认为：“噪音和污浊的空气，是近代文化的产物。科学的进步和机械力的万能，在增进人生幸福之反面所产生的东西，就是噪音。”不过这种沾沾自喜很快被批驳，上海媒体大量报道了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关于噪音治理的新闻之后，“上海尚不文明”的论调开始占据主流。在一篇题为《都市文明的一个恶果》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上海无法很好地控制噪音，体现了四个方面的不足：科技水平不够先进，城市布局不够合理，公共法规不够完善，市民道德素质不够高。
防止环保一刀切，借鉴巴黎治理制度
缺少官民协调机制，帮会成了香饽饽
由于中外市民对于城市污染投诉不断，上海各界政府都对城市污染展开了治理。客观而言，具有财力和技术优势的租界政府对污染的治理优于华界政府。其中，公共租界遵循英国式控制污染源的原则，法租界则推崇欧洲大陆的整体布局治理的模式。法租界将治理污染的重点聚焦于城市工商营业，自1913年开始向各种营业征收卫生捐，类似于今天的环保税。卫生捐很快遭到营业主的抵制，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并不合理。以水木公所为首的营业主们认为捐税太重导致中小营业无法负担，以典当公所为首的营业主们认为他们的业务对公共卫生并无妨碍。鉴于城市污染在程度和规模上都有相当的复杂性，政府引进了巴黎已经试用百年的城市污染治理制度――分类营业制度。
分类营业制度以控制城市营业而限制污染为宗旨，按对环境危害的轻重程度，将上海大大小小的营业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主要是污染最严重的化工行业，乙种主要是具有不卫生问题的手工作坊和零售店，丙种则以具有轻微危害可能性的服务业和零售业为主。各类营业申请开业时，需要经过分类营业委员会的细致审查，包括评估污染程度、听取附近居民意见等，类似于今天的环评。如果审查认为污染过重，则必须迁入特设的分类营业区或者直接驳回申请。即使申请得到批准，也需要缴纳不同等级的捐费，并面临调查员随时上门调查。如果被发现噪音、污水、煤烟、病菌等污染问题，轻则被要求环保整顿，重则吊销营业执照。分类营业的管理部门具有吊销营业执照的权力，并由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因此权责统一的环保部门具有极高的权威，可以对工商营业有合乎环境要求的布局与调控，使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媒体评价法租界的住宅区：“布置之整洁，空气之新鲜，为全市冠。”
分类营业制度成功治理污染的另一面，是对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当时，因为无法量化污染程度，严密详尽的制度反而导致执法人员在污染程度评估、捐费等级评定上的随意臆断和处罚。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上海商人们最初非常抵制，一方面不理解这种从未见识的环境治理制度，称其为“无关卫生之卫生捐”，另一方面对如此强势的污染治理下自己所处的营商环境感到担忧，而当时北伐背景下中外之间的互不信任的更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抗情绪。1929年3月初，数千商民罢市并上街游行抗议分类营业管理，遍贴反对治理的布告，与警察爆发激烈冲突，多人被拘捕。危机时刻，租界政府和商民都希望能有中间斡旋力量进行调解，但是当时双方之间并没有合适的协调平台，因此都不得不以私人关系求助能够影响双方的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人物。经过杜月笙等人的协调，租界政府同意由华人商民组成审查委员会参与到治理中，可以对分类营业章程内容进行审查并提议修改，并有一定的监督权，而中国商号则放弃强硬对抗管理的作法。
经过长期摸索，中国商民自行组织起与城市污染治理相对应的层级团体反馈体系：先由商家上报所在地的街区商业联合会，再由后者上报商界总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在两会联席会议上商讨应对办法。然而租界的体制下，并未给予中国商民能与政府有效协商的机制，使双方无法真正沟通，因而仍不得不请杜月笙等与租界高层私交颇深的帮会头目担任社会团体的领导。此时这些帮会人物也正处于从鸦片贸易中脱身，而努力进行“黑转白”的过程中，适逢这一机会获得了官民双方的支持，既攫取了社会团体的领导权，也被租界聘为华董。杜月笙创办了由帮会控制的《纳税会会报》，将政府历次出台的治理政策刊登出来，给广大商民进行分析和解读，而在治理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商家也可以在报上进行投诉，最终由杜月笙等人向租界政府提出交涉。
名人追求环境优良的高级住宅区
平民青睐环保小贴士和短途郊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上海工商业进入黄金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环境的急剧恶化，当时有人在《申报》上哀叹“上海人休矣”：“人不幸而住于上海，人不幸而生于上海。使地狱而果有其事者，上海人直在地狱中耳，煤烟之气，尘灰之味，飞扬左右，无由摆脱。” 不过大多数上海人仍在各种压力下乐观地生活，并采取各种办法来应付城市污染。
在商业氛围浓厚的近代上海，城市污染也带来了种种商机。房地产业开始注重住宅的外部环境，在上海西部区域打造环境优美而远离污染的高级住宅区。当时的房地产广告也强调居住环境：“蒲柏坊内三层西式房屋，……公园在旁，学校林立，地点幽雅，无噪声杂扰。”当然此类住宅价格不菲，能购置的居民并非等闲，《申报》这样描述这样的高级住宅区：“外侨及中等以上之华人多寄居于此，风景有如乡村，闲来无事，街头散步，其乐也融融。”因此今天上海黄浦西部以及静安、徐汇等区域分布着大量名人故居。鲁迅先生晚年因虹口的喧嚣环境无法静养而颇有微词，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想搬至法租界居住，不过由于置房不易，直至逝世也没有达成心愿。
传媒业除了广泛宣传城市污染知识外，也不时推出各种贴近生活的环保小贴士，以迎合市民的需要。科学类媒体热衷于宣传新近出现的“环保神器”，关注沪上时事的《知新报》则总能捕捉到国际新科技信息，1899年81期一篇名为《治煤烟新器》的文章介绍伦敦有人新发明一种能够“尽焚烟尾”的机器，希望中国立即引进，强调其不仅能将经过的烟尘“皆焚化净尽而无黑白之烟云”，且具“价甚廉、易用而费耗不大，且用之者能省煤费而多得大热”的优点，显然是针对城市平民的需求。此外如刚发明的家居防噪音窗帘、美国新出现的噪音计等新闻也经常见诸市民偏爱的各类小报和杂志。纺织、交通等行业的专业类期刊则纷纷刊登本行业如何减少污染的妙招，甚至鼓动汽车静音器等相关环保产业的兴起，预言会得到市场的垂青。《新闻报》、《申报》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则号召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学习欧美成立“减少煤烟联盟”、“取缔噪音委员会”等大型社会组织，以社会的力量抵制污染。以“健身救国”为旗号的青年杂志更独辟蹊径，《健与力》杂志在1939年第10期的文章中提出“心灵安慰法”来抵御城市噪音，“回忆童年时期的爱好、今日能使我们兴奋和愉快的诗歌和其他的事物”，甚至幻想或回忆出来例如“幽静的森林”、“清凉的湖边”等“能使心灵愉快和驰放的环境”。
旅行业针对上海的严重污染，推出了以清新环境为主的短途郊游。中国旅行社开风气之先，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精品郊游套餐：“本路行车每日往首都上海之间经过各大站如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皆为中国名胜之区，风景幽秀，为全国冠，如乘车出行，作短期之郊游，于身体上精神上获益匪浅。团体旅行，本路订有定章，核减票价。”这种短途郊游费用不高，能够片刻远离污染的城市，受到上海平民的欢迎。作者曼莎在《初夏的行旅》中，讲述了一位都市青年为摆脱上海憋闷的环境，去郊外的南翔旅行，“人一从污浊的都�间脱出，心胸便突然扩大，长日吸着都�的煤烟和满装着都�的闹声，村野的静穆境况和沉寂的自然风物，真使人意味到眼界的扩张和心境的伸张”，当不得不坐车回上海时，“便立刻又被都市的煤烟，噪声，和人间烦琐的束缚绑住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污染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和宜居之间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外城市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侧面。上海是个理性和开明的城市，面对城市污染的危害，20世纪的上海市民并没有以暴力方式抗拒，而是对带来城市繁荣的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并提倡“以文明的方式解决文明带来的问题”，从中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
很多城市污染往往与这个区域的所有居民都息息相关，无论国籍、人种、阶层还是贫富，在煤烟、污水等威胁下都难以幸免。近代上海人需要共同面对城市污染，各种国际污染治理经验需要接受中国本土化的转变，中国传统治理方式也需要经受近代化的新考验，中外居民都需要经历不同文化之间的调适，寻求和谐相处之道，逐步形成国际城市的共同体意识。在《字林西报》等媒体上，寓沪各国外侨在面对城市污染时，就表达过“我们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们就是上海人”，“上海就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等含义。
来源：上海观察 2018年12月22日
（陆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