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不仅仅是上海的话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话题，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共产主义何以在中国兴起？一个最初仅有五十几个党员的政党，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进而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到现在已发展成将近九千万党员的一个全球最大的执政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就像巨大的谜团，吸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学者竞相探讨，由此累积起来的成果已蔚为大观。有人甚至认为，国外关于中共的研究已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叫国际中共学。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多，有的是从阶级基础角度去探讨的，认为上海成为中共的诞生地跟上海率先步入工业时代有关。因为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上海也就成了资本的集中地，不仅国内资本集中于此，各国在华资本的大半也集中于此。与资本相对应的是，上海成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以上海作为它早期活动最主要的场域。
另一种探讨也比较多，就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是因为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城市管理。
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中共在上海创建的原因，讨论它的必然性，当然都是有益的，各有理据，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但我认为，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今天，我想从海派文化的角度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精神气候”
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
人口与族群多元。1949年以前上海大概居住了56个国家的侨民。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敢自称没有本国侨民侨居上海。
教育多元。除了有公立的教育系统以外，还有私立教育系统和教会教育系统。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都能在上海存续发展。
语言多元。那时候各国侨民不只会说本国的语言，许多侨民群体在上海都办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期刊，甚至办有自己的广播电台，使用本国语言；国内十八行省都有移民在上海，不同的方言也同时在上海交汇。在当年的一些笔记中曾这样写道：上海这个地方是“各操土语”。
报刊多元。有各种语言、各类不同性质的报刊，政治的、商业的，还有各种小报。
服饰、饮食、建筑都是多元的。比方说徐汇区原先属于法租界西区，几乎汇聚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流行的建筑风格、式样，跟外滩建筑群相比，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娱乐方式也是多元的。有中国本土的，更多的是西洋的。如果从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来看，开埠以后的上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区域。
正因为如此，内地人初至上海，大都有如履异国的感觉。晚清的时候，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就已有极深切的感受。爱狄・密勒在《冒险家的乐园》书中说：“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货。”
这样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是世界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都能在上海找到，在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
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都市，当年的上海文化不仅对中国内地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的一本叫《开卷有益》的书，从教科书的编印和出版角度分析当年上海跟东南亚的关系，其中提到从上个世纪初到50年代，新加坡当地华文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都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局编印的。这些教科书由上海的出版机构组织编写，编好了以后在香港印刷，然后直接运到东南亚。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年上海不仅仅影响中国内地，也影响到整个东南亚。
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白鲁恂，他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抗战前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总量竟然相当于美国当年全国的图书发行总量。美国当年的情况我不了解，但白鲁恂教授的说法必有所本，这说明当时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辐射能力是非常强的。
为了让大家了解上海当年在文化上所处的位置，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上海当年有一个由传教士创办的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出版机构叫广学会，他们曾经非常骄傲地说，戊戌变法是受他们的启发才施行的，因为当时光绪皇帝采购的129种图书中有89种是由广学会出版的。后来我查证发现，其实这129种图书全部都是包括广学会在内的上海出版机构出版的。也就是说，上海是当年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来源地，而且这些读物不仅普通读者在读，连皇帝和大臣也在读。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和上海提供的这样一种新知识、新读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是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前让内务府购置39本书，其中有34本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是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当上海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的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上海一时一地，而是整个朝局的走向。
第三个例子是，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记录现在可以查到的是1899年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也是上海媒体，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就报道了相关消息。上海自开埠以后就逐渐建立起覆盖全国甚至是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成为近代中国的信息总汇和枢纽。几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上海都会迅速报道并借助媒体网络传播出去。
明清的时候，江南的中心城市在苏杭，因为文化发达，为科甲之乡，所以常常被称作人文渊薮，也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文化新的中心，全国各地大量的知识精英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开始向上海汇聚。为什么？因为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的“精神气候”，他们不但可以在这里立足，而且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多元的城市文化格局，西方的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在上海登陆，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红色文化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发达的传媒网络使上海成为新思想的传播高地
开埠以后，上海逐步建立起来的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和多元文化的格局为中共在上海创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空间。正是借助这个空间，上海才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最主要的场域。
中共创建后，自1921年到1933年的12年间，中央局设在上海，说明上海是早期中共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场所。为什么早期的中共领导人这么看重上海？为什么上海能够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依我看，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上海拥有发达的传媒网络。
这一点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身份、职业构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中共的早期党员中，几乎清一色是媒体人，因此特别强调宣传的重要性。
早期共产党人曾说过：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枪。为什么？因为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可以倚仗和能够倚仗就只有宣传。尽管近代政党都非常重视宣传，但中共显然更重视且更擅长此道。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新青年社成立后，先后参加党组织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几乎全部都具有编辑身份和报刊的编辑经历。
陈独秀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主要负责人；李汉俊是《星期评论》和《新青年》的编辑，后来又和陈独秀创办了《劳动界》；李达是《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邵力子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创办人；沈雁冰（茅盾）是《小说月报》的主编；陈望道曾参加《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其他如沈玄庐、杨明斋不是报刊的编辑就是特邀撰稿人。所以说，早期中共党员的职业和身份的共同性构成了中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一直保持到现在。
中共成立之前就已经非常自觉地开始建立自己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8月，《劳动界》创刊，同年还成立了新青年社，负责党刊和相关书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同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开始改为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11月又秘密创办了《共产党》月刊。1921年，中共成立后，马上又设立了人民出版社，随后该社在《新青年》上发表通告，要翻译出版共产党的经典读物，如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等。
所有这些努力可以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借助媒体来宣传介绍政治主张的意识是非常自觉的。但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宣传载体和网络，不仅需要资本、人才，还需要环境和时间，单靠自己的力量来传播主义，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对于创建之初的中共来讲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借助和征用那些已经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和报刊。
在中共成立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利用上海的报刊书局传播马克思主义。像《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改造》这些报刊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除了利用报刊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的共产党人非常自觉地利用书局、借助书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上海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局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出版过种类不一、数量不等的相关出版物，其中商务印书馆是早期共产党人最看重的。为什么呢？与商务在出版界执牛耳的地位有很大关系。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现代中国思想更新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和商务印书馆相比。
商务印书馆是1897年创办的，到1911年已经发展成为传播新知、新学、新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出版机构。它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正是创建初期的中共最看重和最需要借助的力量。
我曾统计过在1920年到1921年中共创建前后这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就有20种。这20种图书基本可以分成3种类型。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方说像《价值、价格及利润》是马克思的经典类；第二类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也不乏经典，比方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当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最简明而且准确的读本；第三种类型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
十月革命以后，上海曾经有不少人到俄罗斯考察，到俄罗斯去访问然后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譬如瞿秋白写的《新俄国游记》。除了这些出版物和图书之外，商务印书馆还有十大期刊，像《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这些杂志都或多或少地刊登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商务印书馆对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但它是包容性很强的出版机构，不同的观点、主张，不同类型的读物在商务都可以出版。
举一个例子，商务印书馆本来想请胡适主编一套名为“常识”的丛书，胡适开了一个拟出书单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元济。张元济看后觉得还应该再加一本《布尔什维克主义》。张元济本人并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大家都很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以他觉得必须要对这方面的讯息做一个系统的介绍。
商务印书馆的这种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20多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同一时期里出版这类书籍最多的机构。当时中共自设的人民出版社在这段时期内也只出版了16本书，比商务印书馆还少了4本，而且这16本书基本上都是篇幅很小的小册子。就此而言，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也不为过。
其实，这并非偶然。中共在上海发展的最早的一批党员，都跟商务印书馆有着深浅不同的渊源。比如李汉俊就经常为沈雁冰（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而茅盾就是李达和李汉俊介绍入党的。他们两人是中共早期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陈独秀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就更密切了。陈独秀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马上聘请他做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商务印书馆只要陈独秀每年给它写一本小册子，题目可以自定。后来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商务印书馆依然不避讳地给他寄《东方杂志》，还经常刊登他的稿子。
陈独秀去世以后，他的朋友们想把他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出一套文集，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商务印书馆。陈独秀不仅自己给商务印书馆撰稿，他还经常为其推荐书稿，比方说瞿秋白撰写的《赤都心史》就是由陈独秀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中共成立前夕到成立之后以上海为最主要的一个活动场域，和上海拥有这种发达的传媒网络密不可分。正是上海发达的传媒网络把早期中共党员吸引到上海来，也是借助上海发达的传媒网络、报刊、书局，共产党的主义、理论、思想才得以变成图书和其他读物，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接受。
因为传媒发达，上海非常自然地成为全世界的信息荟萃之地和知识传播之地，很多新的信息最初都是从世界各地汇集到上海，再借助上海的传媒传播开来。
当然，中共早期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场域，也是历经艰难的。譬如法租界巡捕房就一直对中共行动实施监视。因此他们要不断地换地方，掩饰自己的身份，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秘密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共这段历史为什么这么困难的原因。
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就曾成为中共中央跟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联系的一个秘密的据点、秘密的联络站。而这个联络站的核心就是沈雁冰（茅盾）。
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大中型城市都建有自己的分支机构，销售网点达一千多个，甚至是在旧金山、纽约都有经销点。沈雁冰（茅盾）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主编后，就利用这种身份跟全国的作者联系。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跟党中央联系，首先找沈雁冰，然后再由沈雁冰报告党中央，这样秘密的联络都是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完成的。
1933年中央撤出上海之后，到了苏区后也没有放弃这一块，因为很多国际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通过上海向内地传播，而传播理论的著作也要在上海生产再通过隐蔽渠道输送到内地。
海派文化三大特质提供了“气候土壤条件”
中共的创建得益于上海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发达的传媒网络，而上海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发达的传媒网络又与海派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开新三大特质密切相关。
布洛克说：“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派文化的三大特质，以及由这三大特质造就的文化生态，为中共在上海创建提供的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
开放是海派文化的第一大特质，也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以前很多人把上海的开放直接等同于开埠，其实不完全正确。早在开埠之前上海实际上已经局部开放，并不全然是闭关自守的。
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都曾经开放海禁，已经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了。当然，上海全方位开放是开埠以后的事情。这种开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国人可以到上海租地建屋、贸易经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的一整套体制，确保这种开放是可持续的。
开放，不但使上海快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而且使上海成为连接中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
因为开放，上海率先建立了全球性的商贸网络和信息传播网络。借助这个网络，上海把世界带进中国，把中国带入世界。海派文化就是在全方位的开放过程中汲取全国甚至全球的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开放的格局，海派文化不可能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与开放相关，海派文化的第二大特质是包容。
开放与包容互为表里，因为开放，所以包容。因为开放，上海成为世界各国侨民的汇聚之地，他们带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竞争、发展、交融。因为包容，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思潮、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所造成的一种包容精神在中国其他的城市是很罕见的。
开埠以后，因为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上海进一步发展了文化上的包容性。上海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上巨大的包容性，这也是中共能够在上海立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海派文化的第三大特质，我认为是“开新”。我这里不用“创新”而用“开新”，是因为开新的本义就是别开生面，即在中国文化的既有格局中开出另外一种新局。
中国的文化深受政治影响，海派文化则是靠市场发展起来的。而要占领市场就必须得别开生面，在既有的文化中开出新的东西来。为什么海派文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新的，灵活多样的，原因即在于此。
开放、包容、开新三者互为表里，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以及在这种格局中建立起来的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正是依托这个空间，上海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的首要场域。
整理人：卓东东、康珏
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和中国学研究，著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二战中的上海》《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等。部分论著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
来源：上观新闻 2019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