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8日-19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室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承办。来自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200位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共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意义。
历史研究所负责承办第四分论坛“多彩的命运共同的命运”主题下的两大议题。10月19日晚上，来自伊朗、阿根廷、土耳其、多米尼加等多个国家的代表，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就“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多样性”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第一个议题“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讨论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顾问哈米德·哈吉加特以“中国和伊朗文明共同造就现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及安全基石发表了主旨演讲”，认为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新城镇，形成安全、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发展。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除了再创历史辉煌外，目的是发展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和平与安全，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指出，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即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二是要大力推动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为基础的人文交流；三是要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四是要积极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及科技革命的优势，最大限度地缩小地域空间对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负面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指出，无论是“幽灵”还是“曙色”,自《共产党宜言》诞生那天起,共产主义运动便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梗阻和围堵。当我们去凝视中共百年生涯中的这一历史侧面时,党史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与艰辛,或许能给今人带来别样的启示。
全球记者理事会驻华代表、土耳其爱国党驻华代表兼国际关系局成员阿德南·阿卡费拉特指出，一带一路倡议(BRI)旨在构建共同的世界这一理念。数千年来，尽管发展中国家人民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但他们已开始创造共同的人类价值观。而帝国主义却一直是破坏这些价值观并导致冲突不断的根源。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帝国主义的文化攻击，因此他们试图保留传统的文化和知识遗产，并致力加强文化纽带，进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团结和信任。
在第二个议题“文明的多样性”的讨论中，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姜义华认为，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延续数千年且历久而弥新，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三道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深切加以体认，分别是天文与人文、大同与小康、执两与用中。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指出，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科大卫指出，从宋朝（约公元1000年）到清朝中叶（约公元1800年），中国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经济阶段。原因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充满活力的商业市场。两者在儒家思想下碰撞，而儒家思想主张采用通行的仪式秩序将地方社会与帝国高度捆绑。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注重孝道，即后代有责任供养祖宗，无论其是否在世。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贵族不再独自享有历经多年的祭祀祖宗特权，普通民众亦能够祭祀祖宗。为了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参与祭祀，后代就需要持有遗产。以祭祀祖宗的名义积累财富被视为一种美德，遗产的管理实践（特别是按份额持有）最终形成了共同所有权。最重要的是，孝道也规定了债务的继承。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宗族企业往往在土地、产业以及寡妇和孤儿的教育和保障方面投资。宗族企业还促成了内部融资业务（仅限于关系密切的家族集团）的发展。虽然国家经济十分发达，但社会结构是高度分层、内向和排外的，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撕裂。
阿根廷圣马丁国立大学教授迭戈·德乌尔塔多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方案导致了一种资源过度集中、不平等与贫困加剧的不协调的等级秩序，并且在今日的金融、环境和卫生领域这三方面都表现出了自身的严重危机。这些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该项全球化方案的失败。在阿根廷以及整个拉美地区，这种将西方视为唯一进步范式的方案摧毁了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能力，带来了去工业化、泛金融化以及累累的负债。更为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还进一步带来了财富的过度集中，并使得贫困率和不平等指数不断地提升。同时，拉美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推行这些方案时，也宣称自身的外交政策必须与西方大国无条件地保持一致（西方大国将该地区各国视为原材料供应方和初级生产者），并且认为本国自身的科技水平无足轻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及其“一带一路”倡议所规划的作为全球化新范式的愿景，无疑使得阿根廷这项政策的推进处在有利的环境之中。
秘鲁国家研究院院长娜塔莉亚·卡拉斯科的演讲旨在分析比较21世纪以来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教育政策。在上述两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政策及其实施都是理解旨在促进人类发展的政府行为的关键要素。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演讲将着眼于教育政策与经济及社会之间的联系，并旨在揭示出于不同的政治背景，中国与拉美两个地区采取的教育政策也大为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其通常可以在长时期内自上而下，推行一套比较稳定的教育政策，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由于各国中不同州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因此相关的教育政策也呈碎片化且缺乏稳定性。
通过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与会代表就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多样性达成了广泛共识，对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给予了充分肯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和副所长叶斌分别主持两个议题的讨论、部分院内科研人员、相关媒体记者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