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4日上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暨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史林》编辑部之邀，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8楼历史所大会议室做了题为“王权与神佛：中日传统政教关系的结构性差异”的讲座。本次讲座为“史林”讲坛第十讲，由历史所所长郭长刚研究员主持。
葛兆光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伊始，葛兆光教授便指出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日传统政教关系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两国在现代转型中走向不同道路的影响。他以日本思想史中的“王权”与“神佛”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分析范畴。在他看来，王权与神佛的对峙、调和与冲突，构成了日本政教关系的特色。在具体的分析中，他讨论了织田信长火烧延历寺与攻打石山本愿寺的历史，也提到黑田俊雄的“显密体制”论，对于日本宗教特有的“檀家制度”“本末寺制”，以及“神佛习合”“显密交错”“镇护国家”等传统也作了介绍。通过这些分析，古代日本的宗教势力可谓是广泛而深入地介入了政治领域。
与古代日本的政教关系形成巨大差异的是，传统中国的政教关系是以皇权独大为其最大特色。虽然在公元五世纪初慧远法师有所谓“沙门不敬王者论”，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却始终呈现的是政治秩序压倒一切的状况，宗教必须服从政治。在具体的分析中，葛兆光教授提到了唐代显庆二年（657）朝廷对于宗教徒必须礼拜王者的规定，以及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朝廷要求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那样接受管理的规定。在葛兆光教授看来，这种政教关系的形成奠基于深厚的政治传统。秦汉以来，皇权便通过郡县制将其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庞大的士大夫官僚体系也有效地支撑了此种政治秩序的形成，而儒家与法家的有效结合则构成了统治者“王霸道杂之”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此种无所不包的政治秩序中，佛道等宗教势力显然没有插足之地。
葛兆光教授在讲座中多次提到作为邻国的中国和日本的差异不亚于中国和欧洲的差异。无论是“同文同种”的通常说法，还是“一衣带水”的话语叙事，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中日两国在传统政教关系上的巨大差异。
在讲座的最后，葛兆光教授将欧洲也纳入比较视野之中，从王权与神佛的维度，比较了欧洲、日本和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中所选择的不同道路。就欧洲而言，其形成现代国家及现代秩序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就明治日本而言，它是在排除外来佛教的前提下，借助本土神道重新塑造王权的神圣性，建立集权帝国以推动现代化转型。而就中国而言，其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宗教既不是推动维新的助力，也不是阻挡变革的障碍，佛教（也包括更加衰落的道教）是一个不必考虑的因素。在葛兆光教授看来，欧洲、日本和中国政教关系的不同走向，实际上型塑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分别为政治世俗化、政治神圣化与政治道德化，也可谓为民治、神治与德治。
正如主持人郭长刚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的，葛兆光教授视野宏阔、述论精确、发人深省，其“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精彩的讲座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葛兆光教授又就政治道德化与近代中国“人的神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与历史的独特性、日本历史中的“东”与“西”等诸多问题一一作了回应。
（王鸿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