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吴景平教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邀请，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8楼历史研究所大会议室，以“金融与政治：战时金融体制的再研究”为题发表演讲。本次讲座系“史林讲坛”系列第十三讲，由《史林》主编郭长刚研究员主持。
吴景平教授首先分享了其研究的缘起。他指出，近年来金融史日益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他本人长期关注这一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任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以来，便持续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金融史相关课程。近年来，他还主持了多项与金融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家级课题。为深化研究，他认为亟需发掘利用国外新史料。因此，自2005年起，他几乎每年都前往美国等地系统查阅档案史料，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随后，吴景平教授从学界对金融的定义出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金融的核心在于货币的筹集、配置与运用。他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着作用，同时也活跃着各类经营主体，例如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的钱庄。银行不仅发行货币，更在多方博弈中共同塑造着货币体系。吴教授着重指出，银行与工商界紧密关联，国家银行也往往采取官商合股的形式，其本质是公私协作的产物。即便官股占主导，银行的日常运营仍需协调与政府、其他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之间的多重关系。因此，他总结道，辨析并评价这种错综复杂的政商互动，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脉络的关键所在。
随后，吴景平教授通过展示各类详尽的一手史料，并辅以图文与现场解读，系统回顾了南京国民政府构建金融体制的历程。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与1935年先后两次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进行增资改组，并于1935年改组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吴景平教授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前政府银行体系的确立，实质上是国民政府重塑政商关系、确立金融统制的过程。1935年后，金融体制形成了以政府银行为核心、商业行庄处于辅助地位的格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力度显著增强。1937年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贴现委员会，1939年成立“四联总处”，1942年推行四行专业化与法币集中发行政策，1943年又对中国银行实施增资。吴景平教授分析认为，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国民政府与政府银行之间、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银行之间的权责得以重新划分，最终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时金融体制——其决策由蒋介石直接下达，各政府行局负责具体执行。在此过程中，吴景平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银行的研究价值。因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市场份额、业务重心及高层人事安排，中国银行在战时体制下的实际运行机制具有典型意义。吴景平教授并以战时中国银行为具体案例，阐述了其扮演的多重关键角色，包括为军工署垫款采购器材、为美元借款提供担保、与交通银行联名出具购机期票、向怡和洋行汇付军服面料款项、受军统局委托向日占区汇款、经手华侨救国捐款及公债，以及资助美国志愿航空队等。吴景平教授认为，正是中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这些关键举措，共同支撑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在总结环节，吴景平教授就“比较和多维视野下的战时金融体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战时金融体制的根本取向是以政府银行为主导，实行“以官驭商”，并确保其绝对听命于中央。他分析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金融市场陷入剧烈震荡，法币汇价潜藏的风险陡然加剧，叠加政府银行体系内部原本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迅速被放大并趋于尖锐化。战前确立的那套制度设计与利益格局已难以为继，亟需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甚至彻底重构，其复杂性与紧迫性远超战前。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不断强化对四行的统制。吴景平教授指出，这一强化过程本应着力于厘清央行与其他三行的关系、集中货币发行权、以及统筹三行两局的资金运作。然而，实际经由四联总处推行的所谓“统一”或“统制”，其性质却逐渐发生了异化，演变为一种必须由蒋介石以战时最高统帅身份亲自“背书”方能生效的行政仪式。吴景平教授总结强调，这种运作模式，实质上已经背离了战时金融体制追求高效达成既定目标的初衷。
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吴景平教授贯通史料，剖析精到，举重若轻。其语言生动而见解精辟，既展现了史学家的现实关切，也体现出对历史细节的高度敏感与对宏观大势的深刻洞察。不知不觉间，讲座已近尾声。来自历史研究所及其他单位的学者踊跃提问，围绕“1942年改革为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启动”“1935年法币改革何以未能一举集中发行权”“战时财政为何不走依赖外资银行之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吴景平教授对每个问题均作了详尽解答，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撰稿人：朱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