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7日下午，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8楼历史研究所会议室，作了题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之比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邵建主持，系史林讲坛第二十讲暨建所7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吴志良从澳门史研究打开主题。他表示，传统澳门史研究存在“就澳门论澳门”的倾向和中、葡两套差异显著的叙事框架。三十多年来，他跳出单一视角，整合多国所藏史料，立足澳门本土社会演变，尝试将澳门史研究与中国史、全球史结合，提出“从澳门出发看中国、看世界”的研究思路。
吴志良指出，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登陆点，也是中国文化的“出海口”，有着“小城市，大学问”的独特定位。四百年来，教堂钟声与庙宇烟火在澳门共存，不同族群、宗教自然融合共生，为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提供鲜活样本。
接着，吴志良对当下若干全球性的核心矛盾进行剖析。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贸易、军事摩擦频发，科技、金融多维度竞争加剧，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误读仍普遍存在、根深蒂固。梳理欧洲思想史可见，17—18世纪，为反教会、推崇“理性”，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视中国为理想国度。19世纪，为合理化殖民扩张行为，西方又视中国为“停滞帝国”。其对中国的评价根据自身利益的变化而呈现钟摆式转变。具体地说，这种误读的根源有三个层面。其一为概念转译的底层逻辑割裂：如“天”“礼”“仁”等中华文化核心概念被西方神学、个体道德框架简化，丢失天人合一、人伦秩序的本土内涵。其二为预设立场带来选择性失明，对中国为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其三为零和博弈思维作祟，造成对中国全球性倡议的歪曲、片面理解。
吴志良认为，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两条并行的历史脉络，但在学术界关于两者的研究与关注却严重失衡。自近代洋务运动以来，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令学习西学成为刚需；反观中学西传，丝绸、瓷器、茶叶参与塑造欧洲的日常生活，科举制度被西方机构借鉴，但这些只是作为生活消费品的器物层面的传播，未能在西方推动中华文化的落地生根。对中华文化的阐释权长期由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主导，这使得中国始终处于被观察的“他者”地位。礼仪之争更是个中关键点，其导致的中西文明文化交流中断，使得中西对彼此的认知长期脱节。
当下恰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窗口期，针对如何扭转失衡、消解误读，吴志良认为，第一，要积极推动中学西传学术研究，梳理五百年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深挖茶叶、瓷器外销、海外华工等史料，系统辨析海外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改造和误读。第二，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不止于浅层的文化符号输出，而是要更加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一国两制等中国智慧背后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第三，积极推动海外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中华文化课程设置，不断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能级和水平。第四，积极培育一批兼具中西视野的文化传播人才，吃透他国文化底层逻辑，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阐释中国理念。第五，利用好新的传播载体，依托中国开源AI、网络文学等新渠道拓宽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深挖澳门馆藏中西文献，联动上海，打造双城文明交流与文化传播共同体。
在交流互动环节，大家就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传播焦虑”、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交流。吴志良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澳门基金会与历史研究所的合作，共同为学界推进中学西传、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